2004.07.21 中國時報 ◎張鐵志
不論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拉美第三世界，我們都不斷看見、聽見流行音樂作為民眾改變世界的武器。六○年代的反戰、民權運動早已是耳熟能詳的故事，而從八○年代的非洲飢荒問題、南非種族隔離問題、聲援國際特赦組織、環保，再到九○年代迄今的反全球化、公平貿易以及對伊拉克戰爭的批判等，不但代代都有新的音樂人投入社會實踐，並且連六○年代活躍的歌手（例如抗議天后瓊貝茲）至今也都不斷在反省新的議題。
那些能夠衝擊歷史的音樂創作者，總能把複雜的社會矛盾，龐大的憤怒與不滿，用簡短但銳利的歌詞，凝結成做一句句動人的詩歌。或者說，歌曲是比社會科學家嚴格論證的艱深學術論文，更具有透視社會的批判作用。
台灣從八○年代以來，這樣的反叛聲音，雖然稀薄，但並未缺席。八○年代末，在黑名單工作室、朱約信歌聲中，聽到威權體制的醜陋與人民對民主的想望；在閃靈樂隊和陳明章的金屬和民謠中，聽見對歷史原鄉的呼喚；在交工樂隊、黑手那卡西、飛魚雲豹的戰鼓中，聽見台灣底層社會被擠壓的吶喊。
當然，我們也記得，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少年的我們聽著錄音機中的破舊卡帶中傳出來的〈亞細亞的孤兒〉和〈鹿港小鎮〉。沒有人可以否認，羅大佑早期的作品，已在台灣流行音樂的經典殿堂裡豎起不可動搖的地位；也沒有人可以否認，八○年代的黑色羅大佑，提供了當時台灣社會對於抗議歌手的抽象想像。
不過，羅大佑變了。人們常說，人過了三十歲就開始保守起來。羅大佑倒不是變的保守，而是似乎變的更「激進」：用更激烈的語言提出他的政治觀點。其實八○年代被貼上抗議歌手標籤的他，縱然直指許多社會問題，但並未真正穿透這些問題的核心：國民黨威權體制。可是現在的羅大佑卻徹底翻轉過來，只關心最狹義的政治問題和黨派意識；最起碼，他和台灣民主學校標舉的精神似乎落差太大。從民主學校邀請的幾位令人尊敬的學者和預備的諸種課程，我們可以看到視野的豐富和理想性（如「社會公平與經濟政策」、「人權立國和公民自由」等）；但羅大佑在開校儀式上隔空的演唱歌曲〈綠色恐怖份子〉卻只有一個核心：槍擊案是騙肖！（而別忘了他的上一首歌是〈阿輝仔飼著一隻狗〉。）
歌曲如詩，因為語言簡潔，所以優秀者可以是精彩的社會分析與革命宣言：沒有鮑伯狄倫富有韻律的詩篇，我們不會聽見六○年代反叛運動的動人節奏。但反過來，歌曲也可能成為最粗糙的政治語言。在西方和第三世界抗議歌手的歌曲中，我們聽到了進步的理念與價值的追尋；而想起青年羅大佑的歷史厚度和社會關懷，我們只能慨然。
然在台灣，問題不只出在羅大佑身上，而是台灣流行音樂整體在社會實踐上的貧乏。除了少數創作者以外，大部分創作者和政治的連結，就只是支持某一政黨，或者選舉時選邊站。為什麼我們沒有更多憤怒的進步聲音？
首先，台灣的音樂環境被最庸俗的市場邏輯徹底宰制，任何「不一樣的」音樂都很難被大唱片公司接受並在媒體上曝光。（值得高興的是，就在羅大佑發表新歌的同時，台灣的獨立音樂也正在東北角海邊歡喜開唱）；再者，反觀我們的政治人物，也只是把青年文化和流行音樂當作動員工具，而缺乏真誠的關懷與尊重；最後，台灣流行音樂的蒼白意識其實反映了整體社會的病態：一方面，台灣社會長期缺乏根深柢固的進步主義和左翼的實踐傳統與論述，另一方面，藍綠雙方也都沒有提出更深厚的價值理念與細緻的政策。而這兩者很大部分上都是因為台灣，特別是這幾年，具有智識性格並足以提供價值與政策思辨的公共領域是如此的稀薄！如果政治和社會論述如此空洞，我們如何期待一般公民，包括音樂創作者，有更豐厚的思想肌理！（試想，即使一個人每天認真看報紙、電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拓深理念和對政策的認識？）
值得鼓勵的是，填補這些空白似乎正是民主學校所自我期待的方向。他們的成功與否尚在未定之天，不過，值得慶幸的是，這首〈綠色恐怖份子〉沒有成為民主學校的校歌。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著有《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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