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7.22 中國時報
王維明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在中國的土地步下了空軍一號，和周恩來握手，美中台和全世界的多角關係從那一刻改觀。這個歷史性的一刻被極微主義（Minimalism）大師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在一九八○年代中期搬上歌劇舞台，在約翰亞當斯譜寫〈尼克森在中國〉時，台灣的羅大佑因為〈亞細亞的孤兒〉等幾首曲子，被貼上抗議歌手的「光環」。
當年不少人因為「抗議」這兩個字把羅大佑捧上天，而今天，卻因為同一個歌手寫了〈綠色恐怖份子〉，就迫不及待地把他貶為政黨的政治工具。也有人還沒仔細聽這首歌，就已經決定把它踩在腳底下。
台灣的評論者存在於政治光譜的每一個波長，而其政治立場往往變成立論的基礎。公平地說，在整個西方文明所主導的美式民主下，這種因為立場而未審先判的情況並非台灣才有。
三年前，約翰亞當斯發表了另一部歌劇〈克林霍夫之死（The Death of Klinghoffer），這齣歌劇講的是巴勒斯坦「恐怖份子」劫船，最後把船上一名叫做克林霍夫的猶太籍殘障美國老人殺掉。歌劇中引用了舊約聖經和可蘭經的辭句，更有一段是「恐怖份子」回憶小時候在難民營成長的經過。約翰亞當斯毫不避諱地運用杭亭頓「文明衝突」的理論去解釋以巴衝突，對照日前海牙國際法院裁決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建的圍牆違法，與中東人質綁架斬首事件層出不窮的現況來看，這部歌劇至少可以說是先知先覺、歷久彌新；可是，看在某些美國人眼裡，卻是肉中刺。
紐約時報就有評論家不客氣地說〈克林霍夫之死〉是「反美和反中產階級」，波士頓交響樂團也因為怕觸動九一一事件的敏感神經而取消〈克林霍夫之死〉的演出。
試問，一部歌劇的良窳和反不反美有何關係？羅大佑在台灣流行音樂的地位，難道也該因為一兩首不向掌權者趨炎附勢的歌曲而有所改變？
二十年前，還有不少人聽所謂「抗議歌曲」時，欣賞的是其旋律、和聲、節奏、布局；現在對於羅大佑的討論，似乎只集中在「綠色恐怖」、「槍擊騙子」幾個字上面；難道改成批評二二八事件的歌詞，就會改善其音樂品質？
其實，音樂不單單是妝點氣質的消費品，也是社會生活和政治環境的鏡子。如果對於羅大佑歌曲中的訊息有強烈的意見，那表示影響一般民眾的議題也同樣地影響創作者；二十年前如此，今天也是如此。討論的焦點應該放在議題的本身，而非承載議題的歌曲。
民主社會的聽眾當然有權表達對於藝術作品的意見，可是這個意見有專業程度的區分，不是「票票等值」。而且，超過了純粹意見的層次，沒有人有資格告訴藝術家表達什麼是「正確」，什麼是「不正確」。如果試圖用抹黑、甚至運用商業機制去「淨化」藝術，就傷害了民主社會賴以為基礎的言論自由。真民主和民粹的分野就在這裡：前者理性地討論議題，後者逮到對象就急於將之鬥垮、鬥臭。
筆者同意日昨張鐵志先生發表的看法：台灣的音樂環境被最庸俗的市場邏輯宰制，執政者也只是把流行文化當作動員工具。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台灣人在音樂裡聽到太少的東西；一位流行樂界的朋友甚至斬釘截鐵地表示，音樂是用來看的，不是用來聽的。
年輕世代對於流行文化－－不管是來自美國的ＮＢＡ或來自日本的ＫＵＳＯ－－的興趣遠遠大於對於政治和民主的瞭解，遑論對於真相與正當性的關切。幾個搖滾音樂祭都被業者操作成盜版橫行時促銷歌手的另類管道，感受不到深刻和有內容的「反骨」。在這種情形下，膽敢表達思想、政治、或社會運動意涵的流行歌曲已經是瀕臨絕種的稀有動物。
這些稀有動物還能存活到幾時？
（作者為美國密蘇里大學音樂藝術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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