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媒體發電機(Alternative Media Generator)

媒體改造 鼓勵音樂文化多元發展，我們強烈支持媒體公共化：獨立音樂創作人聯合聲明

今年對於台灣音樂文化的發展來說，是深具意義的一個里程碑。台灣的樂團文化，經過西方搖滾樂的洗禮以及台灣本土文化的涵養與交揉，已經發展出逐漸成熟的主體性，並且發揮了帶動文化創意的影響力。長期鼓勵與推動樂團創作的春天吶喊與野台開唱，今年也已堂堂邁入第十年，樂團青年前仆後繼，組團創作，唱出屬於自己的聲音。

在這十年裡，並非只有春天吶喊、野台開唱，除了這兩大音樂盛會之外，音樂社群自籌經費建立音樂表演場地，並且每年頻繁舉辦大小音樂活動，音樂活動的性質從金屬、龐克、搖滾、民謠，到另類、電音、實驗噪音、後搖滾，各種樂風都能激起不同群眾的迴響。這種音樂景況，展現的是十年來台灣樂團文化所孕育的多元音樂創作生命，以及一股推動文化進步與創新的巨大力量。我們希望這樣的生命力能夠更加壯大、完整，讓多元的音樂文化眾聲喧嘩。

在音樂社群的場景中，我們看到了鮮活的創造力，反觀台灣的媒體，卻看不到、嗅不出一絲文化創新的希望。商業音樂頻道裡，永遠充斥著付錢打片的MV以及了無新意的陳腔濫調，再不然就是跨國唱片集團MV的疲勞轟炸。難道真沒有什麼新鮮玩意兒了嗎？有，但是一些有想法、有新意的藝人、樂團，不是被保守的商業音樂電視台認為「太前衛無法接受」，要不就是「不夠成熟」、「沒有市場」。當然關鍵的原因是，他(她)們付不起高額的宣傳費用。因此在當前的商業音樂頻道中，我們看不到音樂創作的有機生命，只有短視近利的商業邏輯，當商業邏輯對上文化價值，文化創造力便顯得一文不值。

當然，在商言商，對於以利潤為營運目標的商業電視我們不敢苛求，但要求以公共服務為目的的公共電視規劃有別於商業音樂電視頻道的音樂性節目，絕對具有其正當性，因此我們強烈支持媒體改造學社與各社運團體的媒體公共化運動，一方面期望結構性的媒體改革能夠導正當前劣質的媒體環境，一方面也希望在媒體公共化步入軌道之後，公共電視集團能提供多元音樂發聲的廣電空間。近日欣聞政府將著手進行台、華視公共化的工作，並規畫成立公共廣電集團。對此我們表示肯定之意與興奮之情，但我們在此也呼籲政府正視音樂文化的多元發展，希望政府在媒體公共化的規劃與決策過程中，能將多元音樂文化的重要性納入考量。對此我們提出幾點訴求：

一、公共媒體集團成立後，應規劃一到多個有別於商業音樂頻道的常態性音樂電視節目，節目製作人必須對音樂有相當程度的專業認識與素養，以提供觀眾對於參加節目的創作藝人、團體有較深入的認識與了解。

四、媒體公共化的影響是全面性的，與每一個公民都息息相關，我們對此期望甚高，也希望所有關心台灣文化的公民都能積極參與。

雖然新聞局允諾著手進行媒體公共化，但媒體改革並非一蹴可及，在公共化的過程中，仍有許多未知的變數，一切都才剛開始而已，我們將與媒體改造學社以及各社運團體持續進行監督，一起為更美好、豐富與兼容並蓄的台灣文化努力。

發起時間：2004年7月

連署樂團/團體/音樂工作者(中文依筆劃順序排列，英文依字母順序排列)：

(名單持續增加中)

媒體改造 誰飼的老鼠，咬誰的布袋？

2005.03.31　 中國時報

劉昌德、簡妙如（兩位作者皆為中正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

日昨台灣團結聯盟立委召開記者會，批評公共電視播出歌手羅大佑於《ＵＢＵ硬地音樂展》中所演唱的〈綠色恐怖分子〉、〈阿輝仔飼著一隻狗〉詆譭國家前、現任元首，並以公視由國家編列預算維持為由，認為此舉「等於是飼老鼠咬布袋」；並揚言若公視不道歉，要刪除其預算。公視隨後發表新聞稿認錯，表示「播出該兩首歌曲並不適當」，並說「除將進行內部檢討與處置，制定更為明確之節目製播規範與審查機制，並就該播出涉及人格權及個人名譽，向相關當事人表達歉意」。

如果，有人擔憂公共電視可能受到政治勢力的不當干預，這就是了。如果，有人要指責公共電視有服務特定文化品味之嫌，這就是了。如果，有人要說台灣政治人物箝制言論自由、傷害本土多元文化，這就是了。這次事件，正代表著台灣的公共媒體走了回頭路，民主政治走了回頭路。

當前台灣多達百餘個電視頻道中，公視的《ＵＢＵ硬地音樂展》是極少數可以讓觀眾欣賞到獨立音樂的節目。不同於商營廣電媒體充斥的流行音樂、以及公視過往偏重的西方古典樂，這個節目不但讓更多的閱聽人得以聆聽不同的音樂類型，更給了非主流的本土音樂創作者，一個難得的表演場域。從身為觀眾的角度，我們要肯定公視製播這個節目的用心，更是公視法第一條「以多元之設計……提高文化及教育水準」的具體表現。

台聯立委首先以公視接受國家預算，以為公視是「政府飼的老鼠」，這恰恰違背了公視作為獨立媒體的立法初衷。根據公視法，政府編列預算補助公視，是要「建立為公眾服務之大眾傳播制度，彌補商業電視之不足」，而不是組織一個政府的傳聲筒。同樣根據公視法，這個電視台「屬於國民全體，其經營應獨立自主，不受干涉」。如果說公視真是隻老鼠，它的主人不是政府、政黨、或特定政治人物，而是全體人民。

對於音樂人來說，以創作表達自己對於政治、社會的看法與立場，不但是一種音樂態度，更是屬於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與表達自由的一部分、也是民主政治的精神所在。上周六的「三二六大遊行」前夕，陳水扁總統所引用的美國歌手Bob Dylan的Blowing in the wind，正是此一普世價值下的多元文化資產。《ＵＢＵ硬地音樂展》也展現了這樣的精神。

這幾周來的節目，不但有羅大佑這樣具有泛藍政治色彩的歌手，向來明白支持台灣獨立的閃靈樂團主唱Freddy，更佔有極大的分量。正如同與羅大佑同集出現的客家歌手謝宇威在表演時所說的，這個場地的可貴，就在於讓台灣各族群的美麗音樂都得以同台展現。如果，台灣人民真的有什麼「布袋」可言，這個多元文化的節目，就是我們難得的多彩布袋。

因此，為了達成公視法中「維護國民表達自由及知之權利」的目的，公視不應該對羅大佑的創作進行審查。退一步來說，就算羅大佑創作的歌曲裡，對於特定人物有毀謗的嫌疑，那也是羅大佑本人要去面對的法律問題，而不是由公視將他的表演「消音」。

再者，文化性的創作與新聞製作不同，首先，它不像新聞製作是組織性的產製、媒體必須對當中所有內容負責。其次，文化性的節目，要容納更多的「異端」，才能夠刺激另類文化創作的產生。要「提高文化及教育水準」，就不能像公視的道歉啟事中所說，對創作人「設置審查機制」。

身為公視的觀眾、獨立音樂與多元文化的支持者、以及民主政治與社會的信仰者，我們要說，這次事件中若真有「飼老鼠咬布袋」的問題，應該正是台灣人民所養的公視與台聯，各自以不當的政治干預以及軟弱的錯誤反應，咬破了我們好不容易織就的表達自由、多元文化與獨立媒體的可貴布袋。

媒體改造 公視為什麼要道歉？

鄭凱同／獨立音樂工作者、硬地音樂展演出參與者（台北市）

台聯立委對公視的批評大有問題，不但完全否定了公視多年來服務多元族群的努力，還將誤導民眾對公共媒體的基本認知。

公視並非黨國機器，因此「飼老鼠咬布袋」的比喻極為不恰當。事實上，公視屬全民所有，並不隸屬於國家元首、政府或特定政黨，為了服務多元的族群與文化品味，公視在營運上完全獨立。台聯立委的比喻，正凸顯出自身對於公共媒體制度的無知。

立委質問為何羅大佑的歌曲可以在公視播出，但我們不妨反過來想想，為什麼不能播？自由民主社會的可貴之處，在於社會上的各種意見與聲音都能被聽見，並且進行理性溝通與交流，公共電視做為一個獨立於政治商業力量之外的全民媒介，扮演的正是這種公共論壇與文化萬花筒的角色。面對不同的聲音或批評，我們可以不同意或不喜歡，但是並沒有剝奪言論自由的權力。

羅大佑以歌曲創作嘲諷時政的手法高明與否自有公評，而歌曲是否涉及誹謗也屬於法律層面問題，對於這次事件的爭議，仍有許多細緻討論的空間（比如什麼樣的內容才符合節目播映的標準），在爭議沒有釐清之前，公視不需要也沒有必要概括承受台聯立委的批評。

要在文化多元、個人名譽及節目品質之間取得平衡本來就不容易，這也是公共媒體必須解決的問題，但是在台灣政治惡鬥的環境下，往往讓這些問題的討論失焦。台聯立委的批評以及公視的軟弱讓步，創下政治力量干預公共媒體獨立性的惡例。台聯立委實應放下凡事非藍即綠的簡單邏輯，不要再以政治掛帥方式思考公共媒體角色，這種思維對台灣社會、創作自由以及公視的獨立性都是很大傷害。

公視也不該因噎廢食，應繼續秉持維護文化均衡發展的使命。台灣社會本來就存在著許多異質的聲音，這個社會需要的是眾聲喧嘩彼此尊重的意見交流，而非粉飾太平的一言堂，如果連公共媒體都無法提供多元對話的平台，很難想像台灣的社會有任何進步的可能性。

【2005/03/31 聯合報】

媒體改造 公視怎輕易放棄操守？

公視怎輕易放棄操守？

鄭國威／研究生（嘉縣民雄）

公視播羅大佑的歌，台聯立委抗議，公視道歉。公視為什麼要道歉？

筆者對台聯、新聞局、及公視三方處理此事的態度非常不認同。首先，公共電視乃全民所有，並非國家掌控的傳聲筒，而台聯立委們卻以「飼老鼠咬布袋」來形容公視，並揚言要砍掉公視一年僅僅九億的預算（日本ＮＨＫ一年預算為兩千億台幣），這豈非意味因為公視是政府養的，所以不能批評政府及官員？要是此例一開，那麼各政黨都可以要求公共電視不能播這，不能播那，你播我就砍預算？

再者，新聞局長輕率地回應抗議立委，說公視不對，但是卻毫無顧慮到此舉可能帶來的寒蟬效應，會使得公視從此再也不敢播放任何批判政府或政治人物的內容，讓公共的聲音從此消失在強大商業媒體的環伺之下，那還要公視幹什麼呢？

最後，公共電視只負責轉播工作，本來就與轉播內容無關，同時節目內容的重點也絕非政治，而是缺乏曝光機會的獨立音樂與眾多努力創作的音樂人；若真要追究言責，也該向該名歌手提出訴求。因此公視根本毫無道歉必要，反而應該據理力爭，強調公共媒體的獨立性才是，但結果卻是乾脆向立委低頭，承認疏失，在台灣公共媒體史上留下難以抹滅的汙點。

台灣公共媒體的經營已經非常艱辛，許多人對公共媒體抱以極高期望，希望公媒體集團的出現能導正當今的媒介亂象，若是公視如此輕易放棄自己的操守，投降於立委毫無邏輯的預算鐮刀下，傷害將永難彌補。

【2005/03/31 聯合報】

媒體改造 不只是另類 獨立樂團要向立院請命

【聯合報系校園特約記者楊芷茜／台北報導 2005/03/05 】

獨立音樂人發起的「另類媒體發電計畫」(Alternative Media Generator，AMG)，日前在「The Wall這牆音樂藝文展演空間」舉行演唱會，訴求媒體公共化，會中邀請樂迷一同向立法委員連署發聲，早日通過公共媒體集團相關法案，新聞局長林佳龍並到場聲援。

去年九月，薄荷葉樂團鼓手鄭凱同提倡的「獨立音樂創作人支持媒體公共化網路」與媒體改造學社合辦「催生公共媒體演唱會」。會後連署支持者甚多，陽明、高醫等大專院校也主動表達引介相關活動入校的意願，鄭凱同與數位好友於是成立「另類媒體發電計畫」，未來預定每個月在The Wall舉辦一場主題性演唱會，還將到大專院校舉辦演唱、座談等活動。

什麼是「另類媒體發電計畫」(AMG)？主要是增進另類藝文創作者的媒體能見度、推廣多元青年文化、反轉大眾對「另類」刻板印象的計畫。鄭凱同表示，所謂的Alternative(另類)其實有「可供選擇」、「不接受世俗標準」的意涵，大眾若想接收、選擇更多元的文化資源，就不應被主流商業媒體限制資訊的傳遞。

參與演出的「壞女兒」樂團表示，當前公共媒體空間的缺乏，導致他們雖然拍了MV，卻因沒錢購買時段而無法播放，專輯銷售僅能憑藉聽眾們的口耳相傳。鍵盤手蘑菇強調，音樂的類型無限寬廣，並非只有地上／地下、主流／非主流之分。當前音樂媒體施予獨立音樂創作者的侷限甚多，促成公共化媒體，並策劃專業、活潑的音樂節目，是「壞女兒」對未來的共同期望。

不少獨立樂團團員目前還在學，「壞女兒」也不例外。蘑菇表示，很多人認定學生搞樂團一定不成熟，並用「非主流」概括稱呼多元歧異的音樂風格，其實這就是獨立樂團缺乏媒體曝光管道所造成的刻板印象。貝斯手戴子說，不是每個樂團都想要走上被大公司簽下，但音樂空間受限的路，因此希望能成立公共化媒體，讓各種音樂類型的愛好者都有接觸音樂的管道。

首場演出者除了「壞女兒」外，還有「黑手那卡西」和「濁水溪公社」。林佳龍亦於收到邀請函後到場支持，他強調媒體公共化過程中，不可諱言尚有許多商業頻道的意見必須考量或協商，但他個人相當贊成公共化媒體的成立。

．若對催生媒體公共化有興趣，可參考網頁連結：獨立音樂創作人支持媒體公共化網路 www.bigsound.org/publicmedia/

媒體改造 另類音樂與公共媒體

(本文原載於《新新聞》938期)

文：張鐵志

在上個世紀，我們會在週末午夜等待著豬頭皮的「另類酷樂」，或者焦急著盼望「國際航線」中出現更多另類音樂。偶爾，我們會在深夜彷彿看到彩虹頻道突然出現般興奮地意外看到另類音樂MV；我們知道，這是那些我們從未謀面但有著同樣呼吸的音樂革命黨羽，他們埋伏在電視台擔任執行製作或音樂編排，並在各種可能的機會偷偷播出這些MV作為與我們相認的密語，雖然不久後他們的偷襲戰還沒成功可能就陣亡了。

革命尚未成功，而時代不斷倒退。這個世紀我們擁有什麼呢？

另類音樂在台灣電視媒體的掙扎是一部血淚斑斑的游擊戰史。一般商業電視台就不用說了，即使是兩大音樂電視台也都是被排行榜佔據（美國的MTV頻道也是如此）。

如今台灣的音樂環境已經到了一個令人髮指的地步。唱片行被少數大集團完全壟斷，唱片公司也是徹底集中化並且只跟隨最短視的市場邏輯，廣播電視上幾乎很少有節目在介紹不一樣的音樂，甚至連音樂雜誌在過去幾年都逐一消失在地平線上。有理想的音樂人在這個充斥著垃圾的大海中辛苦地漂流，難以找到一根支撐他們奮力泅泳下去的堅實木頭。

音樂媒體的惡質當然只是整體媒體環境的一環。電視媒體的過度私人化、商業化和庸俗化，讓新聞節目和綜藝節目一起向下沈淪，更不要說支持一個有品質的音樂節目。

公共媒體似乎是這個黑暗浪潮中一個可能的燈塔；英國的BBC電視廣播是眾人欽羨的標準楷模，美國的公共廣播電台NPR也相當重視非主流音樂。對包括音樂在內的文化創作者來說，公共媒體可以支持更多元的、獨立創作的文化，提供創作者更多的發聲管道。像目前公視的「記錄觀點」就很誠懇地在鼓勵、推動紀錄片創作。我們也期待將來本土的另類音樂創作可以在公共媒體獲得一片空間。去年台灣總統大選結束後，新上任的新聞局長提出要建立公共媒體集團，一度燃起媒體改革運動的新希望，但至今尚未有具體結果。

當然，這個空間不能坐在那裡等待政府賜與。音樂人必須自己主動起來爭取資源的分配，並提出進一步的想像。令人興奮的是，去年一群獨立音樂人成立了「獨立音樂創作人支持媒體公共化網路」。活動參與者包括發起者薄荷葉樂團的鄭凱同，濁水溪公社、黑手那卡西、骨肉皮、閃靈樂團、搖滾主耶穌等。今年他們更繼續發起了一項名為「另類媒體發電計畫」 (Alternative Media Generator，AMG)的活動，將每月固定在台北The Wall這牆音樂藝文展演空間舉辦一場主題性演唱會，並走進各個校園。

這個AMG有兩個重要意義。第一是他們代表台灣音樂的新一波政治實踐。尤其公共媒體是和音樂創作息息相關的政策議題，應該最能號召音樂工作者和樂迷對於更廣大媒體政策的關心。再者，AMG計畫更超越了去年只是要求媒體公共化的訴求，而試圖進一步連結公共媒體與另類文化。如同他們指出的，「Alternative一詞，主要是強調在文化的面向上，人們有更多選擇的可能性，無須被主流商業媒體限制了自己的文化視野。」

當然，擺在他們面前的考驗是一方面如何讓更多音樂人重視這個議題，另方面是如何連結音樂演出做為一種動員方式----這是音樂政治行動主義的根基--- -與實際的政治遊說與社會運動。但無論如何，希望在這個世紀，年輕人可以不用繼續在深夜等待那彷彿永遠隱身在如彩虹頻道的馬賽克下的音樂資訊，而本土的音樂創作者也可以有更多現身/聲的空間。

媒體改造 林佳龍的「現身」

本文轉載自媒體小舖電子報No.158

文／管中祥

日前新聞局長林佳龍出席由「海洋之聲廣播電台」、「台中醫界聯盟」舉辦的新春團結聯歡餐會，他雖未在當場宣布是否參選，但台下卻有不少人稱其「林市長」，或是大喊「林佳龍凍蒜」。由於海洋之聲是地下電台，林佳龍的行徑也引來外界知法犯法、公器私用的批評。不過，林局長卻表示，事先並不知道地下電台是主辦單位之一。

相對於地下電台餐會的滿城風雨，林佳龍23日晚上悄悄出現在「AMG之臭死了演唱會」，就顯得乏人問津了！這演唱會是由「另類媒體發電計畫」（Alternative Media Generator，AMG）、媒體改造學社、The Wall這牆音樂藝文展演空間等團體，共同為推動媒體公共化所舉辦的活動。AMG是去年9月，獨立樂團主動推動、催生媒體公共化演唱會後所成立的組織，未來除繼續結合青年力量推廣另類文化外，每月固定在The Wall舉辦一場主題性演唱會，從3月開始將陸續在世新、陽明、高醫等大專院校展開推動媒體公共化，並發動向行政及立法部門遊說的相關活動。

林佳龍的現身在主辦單位的意料之外，當時在台上演唱的黑手拿卡西工人樂團隨即說：「要林局長聽聽我們支持媒體公共化的聲音」，接著便詢問大家「好不好！」、「是不是！」，樂迷們喊著「公共化！」「公共化！」不過，黑手也提醒大家要注意政客的語言與承諾。

政治人物諸事繁忙，現身任何場合往往有其目的，亦即在特定場合「現身」是個高度政治性的動作；林佳龍為「選舉」現身於地下電台主辦的餐會是不適當舉動，事後竟說出「不了解邀請狀況」的遁詞；相對的，林佳龍低調現身於獨立樂團支持媒體公共化演唱會，透露出試圖藉由「行動」表明對公共化運動的支持，不過，林佳龍類似的「現身」已多次展現，在不同場合、不斷調強調對公共化政策的重要。

然而，「現身」並不是唯一可做的「行動」，進一步來看，外在的行動未必能證明心裡的真正意圖，因而，對林佳龍而言更重要的是，若媒體公共化政策是林佳龍想藉由新聞局局長身分，做為參選台中市長的政績，那麼，該做的不只是「現身」，而是把從立法院退回、模稜兩可的「無線電視公股釋出條例」重新往公共化方向修正，否則，新聞局長任內的「政績」與「現身行動」，可能成為參選台中市長的負數，而林佳龍也會因此被認為只是一個勇於「現身」的政客。

媒體改造 催生媒體公共化 打出音樂牌

2005.02.22　 中國時報
催生媒體公共化 打出音樂牌
林倖妃/台北報導

新聞局長林佳龍去年提出媒體公共化後，至今無進展，媒體改造學社和獨立學團發起「另類媒體發電計畫」活動，以音樂發動樂迷向立法院的立委諸公請命，要求儘早通過公共媒體集團相關法案，讓非主流音樂也能發聲。

「另類媒體發電計畫」預計每月舉辦主題性演唱會，並向樂迷發送活動訴求及立委聯絡名單，希望藉音樂為催生公共媒體發動請命。

成員之一鄭凱同表示，行動的目的一方面鼓勵樂迷向民意代表反應自身在媒介進用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敦促立委早日通過公共媒體集團相關法案，強調在文化面向上，人們應有更多選擇的可能性，不應被主流商業媒體限制自己的文化視野。

參與的壞女兒樂團指出，現階段小眾媒體獨立或壯大之路崎嶇難行，發聲比菜市場此起彼落的叫賣聲還小。支持媒體公共化不只是口號或純粹表演行動，而是要保障自己的創作空間，不要再忍受沒有進步也沒有任何前途可言的主流媒體壟斷市場。

黑手那卡西－工人樂隊也表達其憂慮，若無法擺脫執政者操控黑手，公共化將只淪為政黨化，或假借公共之行，行打壓異己工具。音樂人不應期待公共化的媒體集團會主動提供資源與時段給非主流音樂，唯有尋求支持非主流、獨立音樂的群眾，匯聚成一股社會力量，不受商業、意識形態束縛的媒體空間才會出現。

媒體改造 新聞局半年興革──檢視林佳龍的改革政策與實踐

本文轉載自媒體小舖電子報

文／管中祥、魏玓

按：

那天和魏玓寫了一篇檢體新聞局及林佳龍半年興革的文章給中時民意論壇，2005年1月26日文章刊出，中時的編輯將文章作了些修改，文意沒有太大的差距，不過，便得有點四平八穩，氣勢少了許多。特別是最後一句，我會魏玓還著墨了一會，沒想到被刪掉了。
中時刊出版：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4+112005012600340,00.html

甫完成總辭的游內閣中，半年前上任的新聞局長林佳龍，任期雖短，卻堪稱最受矚目的閣員。他上任以來不斷拋出重大政策改革議題，雖然作風強勢引起在野黨反感，勇於任事的形象，似已建立。根據媒體報導，林佳龍極可能轉換跑道，被民進黨規劃為角逐台中市長的參選人，理由正是「具正面改革形象」。林佳龍於總辭前在台北縣三峽舉行的年終業務說明會中，細數任內施政成果，似乎也對於自己的努力難掩自我肯定之意。

我們站在民間媒體改革團體的立場，同意林佳龍確實是近年來最為積極的新聞局長，他著手處理了許多新聞局原本就不應延宕迴避的問題。然而，仔細觀察，林佳龍的幾項重大政策，包括公共廣電集團的規劃、廣播頻譜重劃、振興電影方案，到最近的有線電視頻道重整等，是否真能展現改革成果？政策設計是否有所缺失？政策「言」「行」是否相符？都有進一步檢討和批判的空間。

林佳龍上任不久，就立刻推出「具民營化活力的公共廣電集團」政策藍圖。這項媒體改革團體長期推動的理想，一般咸認為是改善國內惡質電視環境的關鍵，林佳龍承諾此一方向的政策，獲得不少掌聲，也初步建立了他改革進取的形象。不過當時我們即在貴版指出，落實這項政策，尚有許多配套做法必須立即進行，包括相關法案的推動、成立和運作公廣集團的財源設計，以及各個頻道的功能與分工規劃等。然而，半年來新聞局除了將「模稜兩可」的「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送至立法院外，並無任何較為積極遊說立院的動作或明確具體的相關配套規劃。如今，立院新會期將至，公股處理條例又必須重來，公共化政策不僅充滿變數，林局長的改革支票也將面臨跳票的危機。

同樣的，新聞局在去年十二月公佈了「電影政策與願景」白皮書，其主張大致上也不脫過去學術界和電影界提出的拯救台灣電影處方，有些項目甚至只是延續既有的政策。事實上，台灣電影的問題有一大部分是在政策執行的穩定性，就這一點來說，韓國、法國等國家設置獨立專責電影事業發展機構，非常值得參考，民間也對此多有建言，但新聞局並無類似規劃。另一方面，包括保護國片上映配額或對外片徵收特別稅等敏感但關鍵的做法，新聞局也仍有所保留。與過去最大的不同是，新聞局做了許多造勢和行銷活動，來包裝這些無重大新意的政策，例如林佳龍就親自下場拍攝了「國片安娜」宣傳片。

相對於此，新聞局對廣播電台及有線電視頻道位置的轉換著力較深。去年八月，新聞局表示要將現有廣播頻譜依電台屬性重新規劃，並且開放中小功率電台申請。新聞局作法雖然方便管理與聽眾收聽，但對於廣播電台內容逐漸同質，經營趨向壟斷的現象卻未能有太多作用。事實上，解決廣播秩序問題，必須回到廣播產業問題根源。解嚴以來，廣播政策遵循「市場放任」原則，缺乏整體規劃，迫使電台之間弱肉強食，原中、小功率電台必須依附大型電台參加聯播，或者被地方政治和私人經濟利益介入，幾乎失去作為地方及指定用途（族群）之目的。因此，中、小功率電台的重整，須從整體廣播資源的重新規劃和分配的角度出發，甚至應該以特許和補助方式，維繫弱勢但屬於公共服務性質之電台的發展和生存，而非一昧的開放，否則新成立電台將可能淪為舊有電台勢力的轉播站。

類似的問題也發生在有線電視上，今年年初，有線電視頻道重新定頻，新聞局將前25個頻道定位為「公益及闔家觀賞頻段」。這樣的作法雖然落實有線電視「必載」精神，並能讓公共服務的頻道取得較佳的區段，但一樣無助於解決有線電視內容高度同質、節目腥煽、財團壟斷以及缺乏地方特性與民眾近用的問題。

總體而言，我們認為林佳龍任內的政策「規劃」上的用心，遠高於政策「執行」和「推動」的用力；在內容規範的著墨（如出版分級、取締不適的節目與廣告）遠超過整體媒體結構的改造。林佳龍的相關政策規劃，絕大部分都迎合了民間或是學界具有高度共識的政策原則，可以說非常「政治正確」。但是嚴格來說，這用的是巧勁，僅取其形，而不是紮紮實實的政策落實和推動。林佳龍跟前幾任新聞局長不同的地方，在於能夠體察時勢，擅用民氣，為自己的施政形象添加進取色彩。然而，作為政務官，不能只有漂亮的政策規劃，也需要默默耕耘，一步一腳印地推動和落實政策藍圖，並親身化解社會和政治上的阻力；在這個部分，我們尚未從林局長身上獲得滿意的答案，也還看不出他與前幾任局長的實質差異。林佳龍行事風格銳意進取，殆無疑義，但是在這個形象至上的符號社會裡，林局長究竟是以半瓶醋的政策藍圖作為工具，將民間媒改團體的期待轉化為改革形象的政治資源，還是真正能夠苦幹實幹，為台灣媒體改革做出紮實基礎貢獻，我們有很大的懷疑，也有更多的期許。

媒體改造 U2樂團主唱Bono應邀擔任BBC Radio 4客席新聞編輯

英國BBC Radio 4 新聞節目”Today”最近這幾天邀請了包括Bono在內的五位知名人士擔任客席新聞編輯，將編輯權交給這些名人，呈現他們自己認為重要的新聞議題。

”Today”去年試探性地推出這項特別企劃，邀請名人擔任客席新聞編輯，節目播出後深獲好評，Radiohead的主唱Thom Yorke也在去年客席編輯之列。

BBC強調，客席編輯會與”Today”的編輯團隊一同共事，以確保新聞價值與維持BBC的新聞編輯原則。

Bono所編輯的新聞已於12月28日播出。他所關心的議題，仍然和他長期關注的援助第三世界國家運動相關。比如他要求電台記者去採訪在伊索比亞從事慈善工作的班娜蒂塔修女(Sister Benedicta)，因為他認為班娜蒂塔修女是世界上最能激勵人心的人物之一。

Bono還請記者去訪問在英國深具影響力的國會議員高登布朗(Gordon Brown)，以及前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請他們談談如何解決全球貧富不均的問題，並且幫助發展中的弱國。

另外他也請記者去訪問「讓貧窮成為歷史」(Make Poverty History)這項運動的領導人之一Steve Tibbett。

BBC Radio 4 "Today " Guest Editors - Bono 線上收聽

BBC Radio 4 "Today " Guest Editors

媒體改造 林生祥、鍾永豐收起社運激昂 低吟生活苦悶

2004.12.27　 中國時報
林生祥、鍾永豐收起社運激昂 低吟生活苦悶
文：張世倫

曾獲金曲獎肯定，廣受各界好評的「交工樂隊」解散後，樂團詞曲核心林生祥與鍾永豐再度合作，以「生祥與瓦窯坑３」之名推出新專輯「臨暗」，這張社會意識濃烈，風格安靜沉澱的作品，背後的創作緣由與理念究竟為何？

林生祥 寫曲

給自己出難題 編曲實驗大挑戰

寫曲的林生祥，是1971年次的美濃子弟，高中即在民歌餐廳駐唱，之後就讀淡江大學，成為「觀子音樂坑」樂團一員。1999年返回美濃錄製「反美濃水庫專輯」，並成立「交工樂隊」。

有別於台灣一般樂團好以西方電吉他、貝斯、搖滾鼓等樂器做為發聲工具，林生祥的創作，多向中國傳統樂器取法借光。無論是交工時期的嗩吶、鑼、胡琴等樂器，乃至「臨暗」裡的月琴、三弦、琵琶等，都成功地賦予這些老樂器現代的新生命。

「我喜歡傳統樂器，那種acoustic的手感。」林生祥說。西方的形式，或許喧囂激昂，煽動力十足，「但總覺得不是自己的東西，感覺不對。」做為創作者，首先必須考慮的就是美學上的問題，傳統樂器畢竟有其貼近土地庶民的一面，無論是「交工」時期的美濃文化背景，乃至「臨暗」裡聚焦在勞工階級的都市生涯，都必須找到契合的器樂表達形式，而不至於令人感到突兀。

林生祥說，「在某種程度上，算是給自己不斷出難題。」「臨暗」裡刻意不用大鼓類的敲擊樂器，而是以貝斯充當節奏底盤，讓月琴、三弦、琵琶、口琴等樂器來帶出都市發展與農村人口遷徙間，那種恆常存在的時代張力。對於創作者與參與樂手來說，這種異於俗常配置的編曲實驗是一大挑戰。

鍾永豐 寫詞

用客家詩歌 傳達勞動者異地打拚的經歷

寫詞的鍾永豐，1964年次，出身美濃菸農家庭，詩人，曾赴美專研社會學，並投入美濃反水庫抗爭。社會意識清晰的他，現為嘉義縣文化局局長，多年來與林生祥搭配創作。「臨暗」裡一首首詞藻精彩的客家語句，是他整理了多年來朋友訴說與閱讀所得，各種關於勞動、工作與流浪的經歷後所沉澱譜寫而成。這裡面，希望傳達的是勞動者異地打拚所碰到的「漂泊、戀愛、成長、挫敗、頹喪、與失業的生命經歷。」

「台灣的都市人許多來自農村。」鍾永豐說。城鄉差距及人口流動，因此是台灣經濟發展中極為重要的環節，以往一些台語老歌，亦曾處理過「離鄉背井、異地打拚」這個主題。「臨暗」的不同之處，是用整張專輯的篇幅，採客語詩歌的模式處理這個主題。做為詩人的鍾永豐說，客語除了是他運用上比較順暢自如的母語外，客家話中一些字句語詞的轉折方式與表達特色，能充分滿足許多詩歌所需，屬於意念與感情上的含蓄、象徵、與暗喻特色。

「後交工時期」的音樂

低柔中藏憤怒 是種「安靜的吶喊」

做為「後交工時代」的生祥永豐創作，「臨暗」有什麼樣的特殊性呢？交工時期的作品，總是充滿高昂的戰鬥氣息，但林生祥認為，「長期處於那樣緊繃的、訴求改革的、社運式的氣氛，對創作者來說，其實壓力很大，並不健康。」交工有當時的時空脈絡，必須用一種外放激昂的義憤填膺來表現，「但創作者不能老是侷限在社運那樣的生活模式與表現風格裡，更要尋求的，是一種比較自在的，屬於生活的舞台。」

「臨暗」的風格，因此與「交工」時期作品相比，曲風沉穩安靜許多，少了過往那種激情的吶喊，林生祥希望這是一張「生活的配樂」，能「讓人在平日背景的後方，毫無壓力地存在著，而不顯突兀」。而為了讓民謠、客家八音、山歌、儀式音樂等元素契合為一體，又兼顧傳統與當代性，他在編曲方面下了不少苦工。

但即使是「生活的配樂」，那也是一種辛苦流汗的生活吧。

鍾永豐說，「臨暗」雖不如交工時期有那麼顯明的社運色彩，但用主人翁在都市的各種工作、生活與情感上的失敗與挫折，其實是要帶出整個「受薪階級」或多或少會面臨到的生命難題。專輯中一些訴情苦悶之作，例如「輾來輾去」與「緊來緊賤」，乍聽下無比低柔，背後卻有著極大的不滿與憤怒。「這張專輯所希望達到的，是一種『安靜的憤怒』或『安靜的吶喊』！」一種出自生活細節，卻反映生命廣泛面貌的敘事詩歌。

這樣的敘事詩歌，形式上或許與大聲疾呼、要求改革的社運歌曲有所不同，但骨子裡對於社會議題的關注，精神上倒是並無二致，卻反映了創作者的成長與風格流變。

「臨暗」最心儀的音樂人

「思想起」的陳達 用月琴寫史詩

創作者通常在心中總有些標竿，林生祥和鍾永豐最心儀的音樂人是誰？

鍾永豐最欣賞唱「思想起」的已故民間歌手陳達。陳達沒受過什麼正式教育，也不懂什麼社會學或詩詞理論，卻用一把月琴，以他來自民間的眼光，以及深刻又貼近土地的態度，把整個時代勞動者的處境，用宛如史詩般的氣魄展現出來，他的「阿遠與阿發父子的悲慘故事」裡，對社會與歷史的觀察，如今聽來，仍舊比任何社會學家的分析都還要犀利動人。

也正如兩人都高度推崇的美國抗議歌手BobDylan，不需要在歌曲中呼口號，喊教條，卻自然地用他的詞曲，成為時代的社會良心與文化標竿。或許創作高度的攀升，需要的不是空無縹緲，反倒需要回到最根本處，關注現實，反省傳統，試圖創新。「臨暗」成功與否，很難評估，但至少是這樣的一個嘗試。

媒體改造 公共媒體 新銳音樂文化的腹地

文：鄭凱同(獨立音樂工作者)

英國知名電台主持人John Peel驟然去世，讓全世界的樂迷與音樂人感到悲痛又遺憾，大量湧進BBC網站的致敬留言幾乎要灌爆留言板。他的節目風格向來以五花八門的風格著稱，只要是他喜歡的，再怪的音樂都放，因此世界各地的新興音樂創作者都會寄自己的專輯或Demo給John Peel，希望能夠獲得他的賞識，介紹給節目聽眾認識。像pulp樂團就是被John Peel發掘的，在pulp還沒沒無聞的時候，主唱Jarvis Cocker給了John Peel一張Demo，後來John Peel在節目中播出，1981年pulp上John Peel的現場節目表演，兩年後pulp就在音樂廠牌Velvel旗下發行第一張專輯 "It"。

John Peel在音樂文化上的貢獻無數，其影響力橫跨了將近四十年的音樂發展歷程，他對於新音樂類型的探索軌跡幾乎就是一段經典搖滾的歷史。但是當我們在感佩John Peel的文化成就之時，也別忘了結構性的外在條件也是推動青年音樂文化的重要因素。英國行之有年的公共廣播制度，提供像John Peel這樣有心的文化推手一個能夠揮灑自如的空間，完全沒有商業上的壓力，也無須刻意討好聽眾。另外，在英倫搖滾的發展過程中，國家和BBC扮演了極重要的輔助性角色，如果不是英國政府在政策上大力扶植本地(local)的音樂創作，我們很難保證英倫音樂文化是否能有今天的盛況。

事實上，不是只有英國政府重視本地青年音樂文化的發展，世界上許多的國家都注意到青年音樂文化的重要性，紛紛制定相關的文化與媒體政策。像澳洲SBS(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的Whatever Music Project就幫助澳洲境內各種文化背景的新興創作樂團錄製音樂作品，每月固定在網站放上不同樂團的照片、歌曲和訪談，並且將錄音作品集結成合輯發行。

在鼓勵本地音樂創作之餘，SBS還企圖拓展更大的音樂視野，其下的Alchemy Radio以提供全球新興音樂創作者發聲空間為己任，主動在網站上公開徵求來自世界各地的Demo；此外還定期贊助國內的音樂祭活動，如果你沒辦法去現場參加音樂祭，沒關係，Alchemy Radio也提供了立即實況轉播的服務。在節目製作方面，SBS廣為招募各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才，加以訓練之後投入SBS的製作行列，以呈現更豐富、更有深度的多元文化樣貌。

看看國外的例子，再回頭看看台灣的媒體環境，兩相對照之下就可以知道媒體政策的改革有多重要。台灣不但需要媒體公共化，還要往正確的方向去進行。媒體公共化不應該是虛有其表的口號或是政治打壓的工具，對於台灣文化發展有所期待的公民，應該持續監督政府，並要求政府提出更實際的作為。

媒體改造 公共廣播與青年文化：從一位搖滾DJ之死談起

文：張世倫(文字工作者)

一位英國聽眾寫信到BBC，說這感覺，就跟當年約翰‧藍儂（John Lennon）被槍殺同款，令人震驚、錯愕、又難過。而所有英倫報章媒體無分大小，都以頭版報導BBC Radio1電台老牌DJ約翰‧皮爾（John Peel）25日的突然辭世。

活在台灣脈絡下的我們可能無法理解一位搖滾DJ之死，何以引起如此撼動，成為重要文化大事，竟連首相布萊爾都要哀悼致敬，讚其為無可取代的文化人。作為DJ，皮爾是1970年代以降所有英倫搖滾潮流的重要推手，他最厲害處，就在其獨特、怪異、固執、但絕不失準的音樂品味。他能在某種樂風尚未流行之前，就大力支持，更能在無數樂隊成名前，就聽出其潛力與獨特性。

而時間之河，最後總證明他是對的。當人們還覺得前衛搖滾太做作，華麗搖滾很蠢，龐克太吵，另類音樂沒搞頭的年代，他總能嗅出這將是下一波的搖滾潮流的重心。當人們還只把平克佛洛伊德（Pink Floyd）、大衛鮑依（David Bowie）、性手槍（Sex Pistols）、超脫（Nirvana）等創作者視為怪胎笨蛋時，他就大膽地在BBC上強力引介。如今，這些原本沒沒無名的創作者，在皮爾的背書引介下，皆已入大師之林，成為全球青年文化的不滅經典。

37年的DJ生涯中，皮爾另一受樂迷稱道處，就是常態性地邀請樂團上節目，真槍實彈現場表演，稱為「皮爾錄音」（Peel Session）。「皮爾錄音」充滿即興精神與現場感，無數樂團不分大小，以能上此節目為榮，至皮爾過世，該錄音數量之大，已被公認為BBC及英國最重要的青年文化資產之一。

皮爾的傳奇，除了歸功於他堅毅、特異、敏銳的品味，更是因為置身於英國BBC公共電台下，他不需屈服於收聽率、唱片公司、及廣告商的惡性干預。有人曾問皮爾，他的節目品味如此古怪前衛，BBC是否曾干預關切，他說30多年來，一次也沒。他的故事讓我們知道，設法免除商業力量的不當干預，對於鼓勵前衛創新的青年文化來說，實在重要。

事實上在BBC Radio 1開台前，皮爾，就像台灣許多懷抱搖滾夢的年輕DJ一樣，只能在地下電台主持節目。Radio 1創立後，未曾離開的皮爾成為鎮台之寶，37年的堅持與不妥協，讓樂團與樂迷都視其為權威。反觀台灣，在電波頻率開放後，乍看下出現大量商業電台，然其內容卻高度同質，在收聽率與利潤作為唯一考量下，搖滾樂，或任何以「非」流行音樂為主的廣播節目，反倒比地下電台時代更缺乏生存空間。

近半年來，新聞局雖不斷宣稱將進行廣播頻譜重整，但最後若仍割讓給財團作為營利工具，那又和現狀有何差異？正因如此，台灣獨立音樂圈一些創作者日前發起「獨立音樂創作人支持媒體公共化」連署，希冀藉由公共化，好保障其創作有發表流通的空間，畢竟長久以來的廣電政策，一直缺乏前瞻、開創、實質鼓勵青年文化之舉，我們不禁要問，什麼時候，台灣才有容得下皮爾這類文化人的公共媒體環境？

媒體改造 John Peel 告別人世

英國最具影響力的搖滾/獨立音樂DJ John Peel 於日前告別人世。John Peel自擔任BBC電台DJ以來，對於新音樂的推廣一向不遺餘力。從John Peel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對於新音樂文化無止境的熱情，他的驟然去世，對於全世界音樂人與樂迷而言無疑是一大遺憾。以下為BBC Radio 1 新聞報導的中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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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Peel 告別人世

2004.10.26

英國BBC Radio 1與Radio4的節目主持人John Peel在祕魯的度假期間驟然去世。

經證實John Peel已經在昨晚死於心臟病，獨自離開他的妻子席拉和四個兒女。

這位廣播老手自1967年Radio 1開播以來便在其中工作至今。

Radio1主管Andy Parfitt說：「John Peel是廣播界的傳奇，聽到他的死訊，我和所有Radio 1的員工都很難過。」

「John的影響力橫跨了最近四十年的流行音樂發展歷程，他對於現代音樂和音樂文化的貢獻不計其數。」

「世界各地的樂團都會寄demo給John，希望能夠遇到賞識自己的伯樂或知音。這些樂團知道John真的在意他們的創作。他對於推廣新音樂的承諾、責任與熱情與時俱増，不曾熄滅。」

「事實上，我上一次看到他的時候，他還生氣勃勃地忙於和他的DJ同事辯論著關於新音樂現狀的一些事。大家一定都會非常想念他。」

BBC 廣播與音樂部門主管Jenny Abramsky說：「John Peel是個獨特的廣播人，從他第一天來上班的時候，就可以感受到他對Radio 1的影響力。他提供音樂人與聽眾許多音樂上的養分；同樣地，他也持續向他們介紹各種新的聲音。」

「他在音樂上的開放性態度同樣也反映在他對待聽眾的態度上。當他去Radio 4主持Home Truths 的時候，他總是以慷慨大方的態度對待聽眾。」

「他和他所有的聽眾都保持著密切關係，這點非常了不起。在BBC Radio工作的每個人聽到這個消息都非常震驚。我們的心與席拉以及他們的兒女同在。」

向Jonh Peel致敬

紀念留言板

Link：
Jonh Peel的個人網頁
Home Truths
Jonh Peel簡歷

媒體改造 催生媒體公共化演唱會

(本文轉載自《五四三音樂報》No.182)

【編輯手記】 by sswwer

上週日參加了催生媒體公共化演唱會，音樂很棒！好久沒聽到的生祥，吉他一刷，帶出一首首充滿故事的民謠，讓我幾乎落淚；好久沒聽到完整演出的Emily ，迷幻又悅耳萬分的聲響使我非常興奮。最驚訝的莫過於幾乎滿場的觀眾，而且絕大部分是平常去The Wall聽表演時沒見過的新面孔，參與和受注目的程度，讓我覺得這次演唱會很成功了，但就像妮波寺的吉他手小花說的，如果有些觀眾可以不只用大拜拜的心理，還能繼續參與平常的演唱會，所以這樣的一場活動，是一個開始。
　
團與團中間的空檔，播放的是BBC的音樂節目 " Later...with Jools Holland "，我聽到了很多高中時代聽的金曲，看到很多我從來沒看過現場演出影片的愛團，很興奮，忍不住跟著一直唱，或跟同行的朋友們七嘴八舌的討論，畢竟在台灣要看到類似的節目真是太困難了，MTV台只有大公司買下時段的MV，或是無聊透頂的節目，常常又跟音樂無關，往往得在三更半夜才看得見想看的，更不用奢求播放演唱會的節目，或是期待這些跟大唱片公司無約的台灣樂團出現在電視上，BBC卻能有那樣精采優質的音樂節目，所以這也是催生媒體公共化的原因之一。

媒體改造 樂團「聲」援公共媒體 訴求多元音樂空間

9月19日在「The Wall這牆音樂藝文展演空間」登台演出的八個樂團，齊聲呼籲支持公共化媒體，期盼台灣的獨立音樂製作者，未來能擁有更多元、寬廣、不受商業邏輯約束的音樂空間。

【聯合報系校園特約記者楊芷茜／台北報導/2004/09/21】

「不要用大拜拜的心態支持音樂，音樂是不分季節的」，「妮波寺」的吉他手向台下兩百多位聽眾這麼說。19日在「The Wall這牆音樂藝文展演空間」登台演出的八個樂團，齊聲呼籲支持公共化媒體，期盼台灣的獨立音樂製作者，未來能擁有更多元、寬廣、不受商業邏輯約束的音樂空間。

媒體改造學社、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獨立音樂創作人支持媒體公共化網路共同舉辦的「催生公共媒體演唱會」，9月19日在「The Wall這牆音樂藝文展演空間」熱鬧開唱。除了八個風格迥異的樂團輪番登台「聲」援公共化媒體，媒體改造學社和傳播科系學生鬥陣也在現場擺攤，提供媒體公共化的資訊和連署，並販售印有公共媒體字樣的T-shirt、徽章，所得將全數用於媒體改革相關活動。

促成「催生公共媒體演唱會」的策劃者鄭凱同，就讀於淡江大眾傳播研究所，同時也是「薄荷葉」的鼓手。透過他的熱心奔走，共有四十多個樂團連署支持媒體公共化，並訴求成立一到多個專業不被商業凌駕的常態性音樂電視節目，提供社會大眾更多元豐富的音樂選擇，以避免「太前衛，無法接受」，或者「不夠成熟」、「沒有市場」的商業干預現況。

有感於台灣獨立音樂在以利潤為目標的商業市場中生存不易、發展空間狹隘，參加演唱會的獨立音樂創作者，都是不計酬勞的前來支持媒體公共化。致力發展客家音樂、媒體改造學社成員的林生祥說，「公共化一定要做，今天的演唱會只是個開始」。他認為豐富的音樂節目，會在無形中種下音樂素養的種子，長期積累之後，台灣才會有優秀的音樂人。

打頭陣的「Hindsight20/20」表示，他們玩的「Hard Core」樂風，在國外早就玩翻了，台灣卻沒幾個人知道。團中來自紐西蘭的鼓手Greg，本來對台灣獨立音樂界的發展困境不太了解，但在主唱AJ的解釋與倡導下，現在也和其他團員站在同一陣線，冀望未來能透過公共媒體的規劃，促成一個更完整的分眾音樂市場，讓各類型的音樂都能蓬勃發展。

後搖滾風格的「滲透」認為，公共媒體若能策劃品質優良的音樂節目，至少他們就不用在MTV台等到深夜才能聽到想聽的歌。專業性音樂節目的出現，也能促進樂團間的良性競爭，拓展出更廣闊的音樂空間，而非總是侷限在少數幾種流行音樂類型。

就讀政大勞工所的顏兆農，專程購票參加這場演唱會，他表示過去雖然會支持獨立音樂創作者，但對公共化議題相當陌生，透過這場演唱會，才體認到公共化媒體對音樂人的重要性，因此現在的他也願意支持公共化媒體。

「催生公共媒體演唱會」是九月媒體改革活動之一。9月20、21日公視將於國家圖書館舉辦「公視國際研討會─台灣媒體大未來」活動，會中邀集八國專家深入探討媒體公共化、黃金時段經營策略、國際合製、媒體價值等議題，欲參加者可在公共電視台網頁查詢相關訊息。

媒體改造 催促媒體公共化 青年樂團今晚嗆聲

【記者劉郁青／報導】

青少年樂團文化就只有流行、嗑藥或是率性而為嗎？今天晚上，一群音樂創作者與樂團將在The Wall這牆藝文展演空間展現不一樣的青年文化，奶油哈姆、林生祥、妮波寺、滲透、Green! Eyes、艾蜜莉、Varo、Hind-sight20/20等團體將以實際演唱的行動支持媒體公共化。這是繼野台開唱時獨立創作樂團連署支持公共化後的下一波行動。

The Wall的活動從今天下午3時陸續展開，首先將播放英國公視BBC製作的音樂節目 " Later...with Jools Holland "精華集錦，之後一直到晚上9時將有精彩樂團表演。「Later…」這個節目在英國行之有年，是愛樂者最喜愛的音樂表演節目，參加過的藝人超過400位，來自世界各地且跨越多種音樂類型，主持人不僅常自彈自唱，節目訪談也都以專業音樂內容而非八卦消息為導向，活動中播放此節目精華主要是希望台灣媒體公共化後也能製作清新有料的音樂節目。

活動主辦人之一媒體改造學社召集人管中祥說，過去常討論的是媒體是否要公共化，現在公共化已經逐漸成為趨勢，下一步該關注的是「應該如何公共化？」及「公共化後的節目內容？」這些青年樂團繼上一波連署後，思考自己能有怎樣的行動和社會做結合，因此促成這次小型演唱會的舉辦，實際以歌聲、音樂唱出對於優質音樂節目的需求。

管中祥說，早期台灣不少音樂人和社會運動有較多結合，例如陳明章、豬頭皮朱約信，連民歌運動的興起都有某種程度的社會性，近年大型唱片業發達，媒體充斥流行文化，樂團也各玩各的，鮮少融入社會性；其實，青少年需要的不只媒體提供的流行文化，青少年文化可以更多元、更關注社會，這次活動可以是個引子，希望能導引更多元有趣的青少年文化出來。

The Wall今天的表演，歡迎愛聽音樂也關懷社會的人一起來參與，現場售票150元，但只要能說出台灣公共電視曾製播過哪一個專門介紹台灣樂團的音樂節性節目即可以優惠票價99元購票，現場還有媒體公共化的勳章、貼紙、T恤義賣，演唱及義賣所得將回饋給媒體公共化運動。The wall地址在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200號B1。

【2004/09/19 民生報】

媒體改造 一夏的搖滾 不夠！

(2004/08/21 聯合報)

鄭凱同／獨立音樂創作者（台北市)

今年夏天真是個充滿搖滾氣息的夏天，繼七月的「貢寮海洋音樂祭」與「野台開唱」之後，為期三天的「Summer Splash派對」也在本周末於白沙灣登場，緊接著八月底還有號稱史上最大樂團競飆競賽的「BAND HUNTING Ⅱ」，一連串的音樂活動在暑假期間接連引爆了搖滾樂的熱力。

大型音樂活動的舉辦，具有鼓勵新興音樂創作的正面意義。長期鼓勵與推動樂團創作的「春天吶喊」與「野台開唱」，今年也已堂堂邁入第十年，樂團青年前仆後繼組團創作，唱出屬於自己的聲音，也讓台灣的音樂文化在商業娛樂體制之外開出了豐厚繁盛的奇花異果，無論是金屬、龐克、搖滾、民謠，或另類、電音、實驗噪音、後搖滾，各種樂風都能激起不同樂迷的迴響。

在音樂社群的場景中，我們看到了鮮活的創造力，反觀台灣的商業娛樂媒體，卻很難讓人看到音樂文化創新的希望。在保守的商業邏輯強勢主導下，我們看到的只有最符合市場價值和最接近主流品味的音樂作品；或者說得更明白一點，只有具備足夠宣傳經費的藝人／團體，才得以跨越門檻進入創作發表的廣電空間。在這種情況下，許多有新意、不流俗的好聲音，被淹沒在千篇一律的陳腔濫調裡。

當然，商業廣電媒體有其自身的運作邏輯與營運壓力，我們也不敢苛求商業娛樂媒體提供多元的音樂內容，但要求以公共服務為目標的公共電視提供另類音樂創作發表的廣電空間，絕對具有正當性，因此我們發起獨立音樂創作人支持媒體公共化的連署活動，希望藉此凝聚更多社會改革的聲音，一起為更美好、豐富與兼容並蓄的台灣文化努力。

多元音樂文化的孕育與發展，需要的是可長可久的創作發表空間，除了前述的大型音樂祭之外，更重要的是更多的中小型表演場地和更開放的廣電空間。我們的連署並非刻意要塑造主流vs.獨立的對峙局面，只是當現實的情況不容於另類、獨立音樂的發展時，我們必須另尋出路。

我們也深知，媒體公共化並非萬靈丹，且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勢必有許多的變數，但如果因此而裹足不前，連改變的機會都沒有。從社會進步的觀點來看，媒體公共化的確是帶動台灣音樂品味多元化發展的契機，需要更多群眾的實際參與。

媒體改造 流行音樂、社會意識、與棒球

原載於媒體小舖電子報 No.132

文／張世倫

隨著羅大佑寫歌針貶時事、張惠妹遊走兩岸、野台開唱阿扁到場，剎那間流行音樂與政治間的關係，似乎難得地又在台灣媒體上受到注目與爭論。不過各方觀點，大多還是集中在藝人的政治立場是否需要明確表態，以及表態與否的利弊得失與權衡輕重。換言之，與其說是藝人的政治／社會意識突然被大家所重視，不如說這是台灣黨同伐異的政爭擴及到特定藝人／活動上，所產生的附帶效果。

台灣流行音樂長期以來，大多缺乏社會與政治意識，歌詞文本單調蒼白地沈溺於男歡女愛中，不求長進數十年如一日。這種流行音樂單調化的窘境，或可由一例看出，備受國人注目，即將在奧運奮力搏鬥的棒球，堪稱台灣「國球」。然而台灣流行音樂裡，扣掉唱片公司搭風請職棒球員錄製的粗糙專輯外，印象中竟沒有任何歌曲，是直接、真誠、並清楚地處理過棒球作為台灣社會集體記憶一部份的這個事實。

唯一的例外，或許是一個叫Baboo的樂團，曾在1992年的專輯《新台幣》裡，寫了一條〈棒球狂〉，歌詞不但回顧了台灣棒球史的若干篇章，創作者並將他個人成長歷程與其連結，深刻度，也就高過那些拿職棒明星當封面，粗製濫造的音樂專輯。Baboo樂團沒有成功，出了一張專輯就銷聲匿跡，他們的團長，經過了十年的努力、適應、與若干程度的妥協，現在終於成為台灣流行音樂知名的製作人：林暐哲。相對於此，被英國人視為國球的足球運動，就不斷地在他們的流行音樂中被賦予詮釋。除了眾多足球歌外，每次英格蘭國家隊有國際重要賽事時，都要千挑萬選挑選隊歌。英國著名的樂團New Order，就曾以一首〈World In Motion〉入選英格蘭加油歌。

或許有沒有棒球歌或足球歌，是件「小事」。但是從這件「小事」，也可以管窺天，洞察一個社會的流行音樂，是否能對各種千奇百怪的事件、歷史、與現象，做出創作者自己的回應與詮釋，還是只會死守著男歡女愛，愛無止境地，愛你一萬年。

台灣這個社會裡的切身「小事」，流行音樂都無法有效反應，或參與鼓動，要說台灣樂手都不關心那些全球化、政治、社會等「大事」，或許是過於苛求了。

連走路都不大會了，也就不能苛求他飛。

媒體改造 讓野台開唱的聲音更為遼闊

(原載於媒體小舖電子報No. 131)

文／魏玓

上個週末參加了邁入第十年的「野台開唱」音樂祭活動，感觸很多。記得活動第一天，聽了包括美國女歌手Mitchell Shocked、樂團American Analog Set、國內獨立樂團薄荷葉、骨肉皮等等的精采表演，在開車回家的路上，原本極為習慣順手打開收音機的我，在喇叭傳出周杰倫新歌的十秒鐘之後，忍不住關上收音機，享受車中寧靜環境裡自然迴響起來的，一、兩個小時之前聆聽的各種多樣、豐富的音符。

除了高中和大學時代瘋狂接觸過一陣子的搖滾樂，最近這幾年來我對於外國各類搖滾音樂的涉獵非常少，對於國內這幾年來風起雲湧的獨立樂團作品，了解也很有限。由於工作和研究重心的關係，我大多是便宜行事，隨手打開收音機頻道聽到的主流流行音樂，也就方便滿足最近幾年我在接收音樂上的需求。換句話說，我對「野台開唱」裡的音樂，幾乎是門外漢。然而也只不過是一個晚上，五、六個小時的多元音樂洗禮，讓我的音樂視野，瞬間打開許多，對於國內的主流流行音樂，也就立刻有了不一樣的感受。

我在這裡想討論的，並不是周杰倫的音樂究竟如何，也不是要突顯，我是怎樣有音樂欣賞上的慧根，能夠快速感受和學習多樣的音樂元素(事實正好相反，在欣賞音樂上，我其實並不高明)。

我想說的是，由於當今音樂生產、播放和收聽的整個大環境，某些由大型音樂企業所規劃出品的音樂，佔據了較有利的位置。一般人打開收音機或音樂電視頻道，接觸到的大多是這類音樂。這類音樂不見得一定有什麼不對不好，但是在商業利益和風險考量下，可以確定變化性和創造性都是比較差的。每個人都想聽好音樂，但是當音樂來源是有限的時候，好或不好的判斷，感受上的豐富或侷限，只能在既有的有限選擇之中打轉，擴展和提升的可能性也就很低。然而只要有機會接觸不同創作環境產出來的多樣音樂，即使是門外漢，也很容易能夠超越既有的音樂欣賞框架，引發不同的音樂美感經驗。

我想，「野台開唱」這樣的活動，除了對創作者有非常正面的幫助之外，對於台灣音樂文化的最大影響，或許就在這裡。接下來，要如何讓這樣的影響，能夠擴大延展到更多人的世界裡，也就值得所有愛好音樂的朋友們一起來思考了。

媒體改造 反叛 不只在夏日

作者：【張鐵志】

夏日是用音樂吸收人們過剩熱情與汗水的季節。紐約另類雜誌村聲(Village Voice)在今年七月，就在已年華老去的康尼島海濱遊樂園，舉辦了第三屆的免費獨立音樂祭。

音樂祭，是把搖滾文化中的一切元素酖酖音樂、藝術、社會實踐和生活方式酖酖濃縮在特定的時刻與場所。這個時代另類音樂的神聖祭典是英國的Glastonbury音樂祭。這個始於一九七悾年代的音樂祭，曾孕育出許多搖滾或電子音樂的瘋狂與極致，創造許多音樂史的神話與八卦，並且始終秉持社會理想和社運組織合作。每年夏日，Glastonbury和其他後起的音樂祭提供了一個想像的烏托邦，讓樂迷們逃離日常生活的異化。

當然，在歷史上最經典、且標誌一個時代精神的音樂節，是一九六九年美國紐約州的烏史塔克(Woodstock)。但歷史的尷尬是，過去三十年來，在美國卻一直沒有一個持之以恆的音樂祭。

但在台灣，一個新的青年音樂祭文化卻開始進入年輕人的夏日想像。今年，島嶼南方的「春天的吶喊」和台北的「野台開唱」正式滿十歲，並早已不再是一小群祕密黨徒的夏日密謀革命。而邁入第五年的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也讓「到海邊聽音樂」成為北部年輕人的夏日高潮。問題是，這些另類音樂節是只是豔陽下的消費或者反叛？而離開夏日的海邊或遊樂場之外呢？

就音樂環境來說，這些音樂祭代表這些獨立音樂人以集體的吶喊，成功地殺出了主流音樂工業以外的生路，並促使過去十年台灣獨立音樂的場景空前燦爛。不過，獨立音樂的旺盛生命似乎並未衝擊到主流音樂體制。不過是幾年前，主流樂壇出現一股「樂隊風」，不少樂隊從非主流成功地進入主流市場。當時很多人都以為這股力量會為台灣的流行音樂帶來質變，但體制的頑抗似乎遠超過反抗者的估計。現在不但這股風潮消失，連許多原來在主流體制內較有創意的優秀創作人都選擇出走。主流音樂工業似乎愈加惡質化：唱片行幾乎被少數大集團完全壟斷，唱片公司徹底集中化並且只跟隨最短視的市場邏輯，廣播和電視節目難以接觸到不同的音樂，音樂雜誌逐一崩垮。

放到更廣闊的青年文化來看，以往暑假的音樂活動都是被主流藝人的大型音樂節主導。現在，這些音樂祭卻逐漸吸引了廣大年輕人釋放他們的熱情和想像力。一種另類青年文化的可能似乎正在蔓延。例如今年的野台開唱引進了更多社會議題，包括邀請到美國知名的女權運動歌手Michel Shocked；而不少獨立樂隊也將在現場宣揚媒體公共化的理念，連結起傳播環境的改革與音樂文化的創作。

當然，這個新青年文化的面貌似乎還很模糊，畢竟我們不可能期待幾天的音樂活動就能創造新文化。真正的危機或許是一旦主流的音樂工業或商業勢力看到新萌芽的商機，必然會試圖介入。不過，目前我們仍看到他們的強硬生命力：現在雖然有的是商業贊助，有的是地方政府支持，但活動本身是由真正的音樂人完全主導，且活動內容都是不打折扣的獨立音樂。

更進一步來看，如果真有一天這些活動開始變質，那又何妨？流行音樂本來不就是這樣一部辯證的歷史嗎？當獨立的、另類的聲音爆發新的能量後，可能隨後會被主流體制給吞噬，但總是又會有新的力量不斷誕生，或者原來的戰鬥者會轉移陣地繼續戰鬥。反叛的樂聲是不會只停留在夏日豔陽下的啊！

【2004/08/07 聯合報】

媒體改造 社會議題 讓音樂更多元化

2004.08.05 中國時報
社會議題 讓音樂更多元化
陳冠如/北縣永和（研究生）

連日來幾篇對於流行音樂真誠與偽善的好文討論，讓人省思良多，筆者認為鄺同學的回應文章，或許有誤解何東洪原文內涵。我在何先生的文章裡看到的，是關於資本主義商業邏輯思維下對於「被商品化的音樂」的喟嘆與惋惜，以及對於音樂人以其創作參與公共事務的期許。

這可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音樂藝術風格的價值評斷，無論是費玉清的美聲天籟，或是許多歌手或樂團的批判之聲，只要是好音樂，都沒有高下價值之分。「音樂」是無罪的，它因個人而放縱無限美感。

但是當藝術價值的「音樂」連結商業體制，許多「偽善」於是出現！我想何先生的文章以及徐月雲的回應文章所喟嘆的諸多流行音樂「假事件」的宣傳手段，即是無奈於音樂本身被資本主義扭曲本質。

第二個層次是，許多人認為藝人或者音樂人不要過問政治，例如鄺文認為複雜的國族問題無須過問。這裡筆者想說的是，如果我們將所謂「公共事務參與」，與「政治立場」「黨派色彩」「國族認同」等同視之，怎麼不讓這個社會可悲！「公共事務」是對於我們所生存的社會所必須了解關懷參與的一種義務與責任，政黨或統獨根本是極小部分的公眾議題，無論是勞工議題、性別、甚至媒體的產權議題，都是與我們切身相關的，對於公共事務，我們沒有「不沾鍋」「不過問」的空間。當然，音樂創作者或許不必將這些公共關懷表達在音樂上，只是，有許多公共政策將可能影響到音樂多元的表現。

如果每個人都從公共論壇中銷聲匿跡，台灣將失去進步的動力，淪為社會學者Bourdieu說的「政治真空」的社會。

媒體改造 流行樂 豈只靡靡之音

2004.08.04 中國時報
流行樂 豈只靡靡之音
徐宏文/北縣新莊（中央大學英研所學生）

我們不能否認流行音樂是商品的本質，唱片公司發行專輯本意即是要獲得利益。但身為汰換率高的消費性商品，並不代表可以粗製濫造。

台灣的主要流行音樂聽眾長久以來已經被大量生產的情歌洗腦的太過徹底，消費者在無從比較之下竟也半推半就接受流行音樂今日的低下品質。

由於英語共同市場規模夠大，即使是小眾音樂的市場也足夠滿足唱片公司的獲利，所以在西方就算是主流藝人也常常有著明顯的政治主張，像愛爾蘭搖滾樂團U2的主唱波諾，他致力於遊說歐美大國取消窮國的外債，其他如非常受年輕人歡迎的電台司令（Radiohead），R.E.M或是酷玩樂團也都有著各自的政治主張。

台灣則不然，市場規模小，在小市場要追求最大獲利，於是主流唱片公司便大打安全牌，推出沒有爭議的情歌滿足獲利需要。這種打安全牌的態度也可以在主流藝人身上看到，沒有人願意在台灣這種極端的政治氛圍下有太過激進的主張，不但容易被貼標籤，更會影響唱片的銷售成績。創意誠可貴，主張價更高，若為銷售故，兩者皆可拋，可以形容現在台灣主流音樂的現況。

的確，我們不能說羅大佑比張惠妹對台灣更有貢獻，阿妹的歌聲也撫慰了一些感情受傷的心靈。然而，身為台灣少數族群一員的巨星，我們對她有更多的期待似乎是理所當然的。至少我們能夠要求她提供更有創意的流行歌曲，負起開拓青年在個人情愛之外視野的責任。

媒體改造 重建廣播秩序的前提

2004.08.04 中國時報
重建廣播秩序的前提
◎管中祥
新聞局長林佳龍又投下了一顆震撼彈。他點名飛碟電台變相全區聯播，將重整廣播秩序，對地下電台的合法也作了新的宣示。林佳龍的動作立即引起在野黨及現有業者的反彈，直指新聞局是「警總」，媒體也習慣性的以「藍vs綠」、「林佳龍vs趙少康」的簡單二分法來處理。「藍綠對決」固然是一種觀點，但也很容易讓我們忽略廣電政策現有的問題，以及未來的可能發展方向。

首先，在台灣的各類傳播體系中，中小功率電台及有線電視系統是最能夠凸顯地方媒體特色的政策規畫。一九九三年新聞局正式宣布開放新電台的申請，依中小功率的法定發射範圍來看，這些新電台主要的目的是作為地方媒體及特殊社群（指定用途電台）所用。雖然，這些地方媒體在交給新聞局的營運計畫中，信誓旦旦地將自己定位在地方媒介或為特殊社群發聲的管道，但在強調資本實力的無情市場環境中，除了少數資金來源較為穩定的經營者外，原本屬於「地方」的廣播電台，大多逐步淪為大型廣播商業電台「全國」聯播網的轉播站，播出同質且流行的全國曲調。

廣播電台變調與集中化現象主要癥結，不僅在於經營者放棄原有的經營理念，而是這幾年國家在強調自由市場機制的政策思考下，忽略了對弱勢發聲及多元文化媒體環境的保障。換句話說，台灣市場小、媒體多，過去廣電政策過度開放、放任競爭的結果使得許多電台因為經營困難，不僅多元與地方的言論遭到擠壓，同時過度競爭的結果，市場上也充斥著大同小異的商業化節目。

其次，新聞局清查目前中功率電台是否違法聯播、是否與原經營目的不符的作法值得肯定，換個角度來看，新聞局也可能只是依法行政，彌補過去便宜行事的偷懶心態。不過，如果新聞局真要重建廣播秩序，要清查的不該只是電台聯播是否有違比例原則，同時還必須進一步的了解，這些參與聯播的電台是否早已掛羊頭賣狗肉，與原來的營運項目不符？甚至電台股權轉讓過程是否違反相關法規？同時清查對象必須考慮全面性與平等性，避免政治考量。另一方面，新聞局也必須重新思考目前現有中、小功率電台的經營區域劃分，是否足以形成地方媒體的經營規模？經營區域是否需要重新劃分？

最後，地下電台的問題的確需要妥適處理，不過，如果新聞局開放新頻道或重整廣電秩序的目的只是為了滿足地下電台就地合法的要求，那麼，此舉不僅影響既有業者的權益，也不符合程序正義。

事實上，新聞局已打算重新檢討目前合法業者的經營情況，若真發現有違反經營目的，或者已遭大型媒體集團透過人頭戶把持之情事，那麼就該考慮發給臨時執照、限期改善，更甚者也可撤回執照、重新分配。同時，新聞局未來在核發新執照之前，必須先進行全國閱聽人與市場調查，了解不同社群聽眾品味與需要，再依實際所需開放頻道，甚至應該以特許和補助方式，維繫弱勢及社區服務但屬於公共服務性質之電台的發展和生存，否則一味的開放電台執照，也只會讓弱勢電台走入被整併的宿命。

台灣的媒體密度大概是全世界最高的，很少有這麼小的市場規模，卻存在著數十家報紙、一百個以上的有線電視頻道、二、三百家地上、地下廣播電台，然而，這種巨大、可怕的媒體數量，卻未帶給我們多元的文化或娛樂空間。事實上，從解嚴以來，廣播政策遵循「市場放任」原則，缺乏整體規畫，迫使電台之間弱肉強食，必須依附大型電台參加聯播，或者被地方政治和私人經濟利益所把持，失去原中、小功率電台作為地方及指定用途（特殊族群）電台之目的。

不論什麼理由未經規畫冒然開放更多的電台，無疑的是將新業者推入獅子坑，重視小眾及地方服務電台更是難以生存。更要緊的是新聞局需檢討執照政策，撤查那些掛羊頭賣狗肉、早已背叛初衷的電台，將資源重新分配給真正執行地區及小眾服務的經營者，因為，台灣的媒體其實不患寡，而是患不均。（作者為世新大學廣電系助理教授、媒體改造學社召集人）

媒體改造 有想法的歌手 台灣缺貨中

2004.08.03 中國時報
有想法的歌手 台灣缺貨中
◎徐月雲

讀完昨日何東洪先生「流行音樂要的是真誠」大作，以個人從事唱片工作多年的經驗，有不少感觸。

在流行樂壇，搖滾音樂的精神源自反叛：對政治、社會現狀的不滿，對人類行為的批判。因而有約翰藍儂的「想像」、史汀聲援曼德拉的「如果你愛某人請放他自由」；至於將個人生活經驗甚至於愛情，轉化為歌曲更是不勝枚舉，無論你對阿姆的評價如何，但對於他在歌曲中批評同性戀、家暴或是當紅偶像布蘭妮的言詞，形成一時風潮。任何一種型式的創作，除了天生的才華，無疑需要許多外來的刺激，將人的七情六慾消化變成音符與文字，而這些外來的刺激有些是來自創作者本身或觀察周遭人經驗，例如小紅莓的「徘徊」唱出被劈腿玩弄於指掌，亦有工人皇帝布魯斯史賓斯汀在九一一之後寫下的「日昇」專輯。為避免陷入創作瓶頸，創作人藉助藥物、瑜伽等各式各樣合法、非法幫助，亦時有所聞。

因為歌曲言之有物，流行歌手自然有一呼百諾的影響力，不論主流或非主流音樂人也常運用自我的影響力，捍衛自己的信念，或用於社會公義，從反越戰的烏茲塔克，八○年代流行樂壇援助非洲衣索比亞難民的努力，都是樂迷津津樂道的盛事。歌手的名字相繼形成某一種理念的代名詞，因此瓊拜雅儼然成為反戰教母；巴布吉道夫因號召一九八六年Live Aid在樂壇備受敬重，成為band aid的同義詞；史汀在保護雨林及艾爾頓強對於愛滋病防治，每年出錢出力；「花心」的原唱者喜納昌吉，堅持理念以音樂取代武器，進而當選琉球區參議員，進軍政界發揚自己的信念。

相較於國外流行音樂，台灣流行歌手首重外表，一個個都被包裝成偶像；認不認識Do ReMe沒關係，會不會唱歌並不重要，反正在錄音室可以修飾，製作人可以一句一句教唱，宣傳打歌也不太需要唱現場，有人唱卡拉，有人唱對嘴；會不會說話也不重要，反正玩遊戲、訪談哈拉不需要什麼內容，可以談緋聞、為造型出國血拼…至於創作寫歌，台灣市場愛情是主要訴求，以社會現象為創作少之又少，不必有個人看法不必有想法。在這種大環境下，除了少數有實力的創作者，即使貴為天王天后剝去華麗的包裝，其實是一個空洞沒腦袋的平凡人，許多歌手一開口，沒兩三句就見真章，不是出糗鬧笑話，就是冷到不行。像這樣只重上鏡頭好不好看，不需要歌手有思想，甚至怕旗下歌手太有想法反而不好掌控，歌手私下也懶得充實自己，於是言談越來越乏味。

何先生大作中提到歌手會見九二一災民，是刻意安排的宣傳手段，個人對唱片業者的作為十分不屑。之前我在工作中曾接到求助信，有重症患者要求見偶像，同仁都小心翼翼透過醫院查證，以免有人惡作劇。當「人飢己飢」同情心，都可以這樣被炒作，歌手真正淪為華美的傀儡，只能說「你如何要求一個沒大腦的人展現智慧？如何要求一個傀儡表現真實的情緒？」（作者為唱片工作者、ＳＯＨＯ族）

媒體改造 流行音樂要的是真誠

2004.08.02 中國時報
流行音樂要的是真誠
◎何東洪

七月三十日晚上十點，台北的「野台開唱」舞台上，美國女歌手Michelle Shocked以一把吉他和她的小喇叭手Rich Armstrong作了精湛演出，震撼了在場所有聽眾的心。「我是美國人…如果你們在追求獨立的道路中，把美國當成你們的朋友，那就錯了！…請不要讓你們的前途斷送在賣武器的戰爭販子手上！」

令台下觀眾震懾的，不只是Michelle Shocked這番強烈表述的開場白，尚且在她言之有物的歌詞中指涉了政治社會議題，如女性的自主、愛情的虛實樣貌、年輕寡婦的戰爭控訴等，輕易流暢地融入在街頭爵士樂、高山鄉村昂唱、民謠吟遊詩人敘事風格等多樣而豐富的曲式中，讓觀眾為之心馳神迷。如此的感動，對比於近日阿妹北京演唱會的風風雨雨，和媒體競相加油添醋的報導，讓我們見識到了流行音樂的真誠與偽善。

也許有人會說，Michelle shocked 是知識分子，而阿妹只是個「盡全力表演」的流行歌手，不能等同視之。以下我舉幾個例子，反駁如是說法。

八○年代末，正當Michelle Shocked打進主流市場，聲望如日中天時，唱片公司想投下一百萬美金為她加持巨星地位，卻被她一口回絕。她反而要唱片公司將這筆錢的百分之九十投資於有創作力卻無名氣的新藝人。再者，當布希政權違反美國民意，執意出兵入侵伊拉克之際，美國陷入新麥卡錫主義、愛國沙文主義的獵殺氣焰中，她卻與地方社群團體、流行歌手一起巡迴，一邊唱歌、一邊辦工作坊，力圖發出反戰的聲音。

反觀九○年代崛起的「國際巨星」阿妹（比唱片銷售量，阿妹不會賣得比Michelle Shocked多；她的跨國可樂廣告才是國際化的指標之一），在七二水災的義唱上，努力從門票與樂手的慷慨解囊下募得一百萬元。巨星作善事，總是不會直接從她們天文數字般的收入中拿出款項，老是要大張旗鼓地吸引媒體注意，「懇求」歌迷共襄盛舉。更諷刺地，作為一個原住民，阿妹從不以族群人格介入公眾事物，還要中國支持者在北京演唱會場外來個「藉由張惠妹演唱會表達我們支持台灣原住民對於正義的訴求，也強烈抗議呂秀蓮發表不當言論污衊高山族同胞。」真是令人錯愕的場景！

五年前九二一地震後，阿妹的巨星位置正如日中天，媒體呈現身為原住民的她，風塵僕僕地訪問原住民災區，與原住民小朋友擁抱哭泣的畫面，還有小朋友拿出「逃過一劫」的心愛的阿妹剪報，與偶像分享。據筆者當時親訪那個部落，才知道這感人畫面都是「事先演練」而來的。我寧可相信阿妹本人並不知道，而一切都由唱片公司或是經紀公司事前與小孩子套招而成的！

拿阿妹與Michelle Shocked兩相比較，意不在詆毀前者，恭維後者。只想藉此說明，關於音樂與政治的爭辯中（見本版七月廿一、廿二、廿四日張鐵志與王維明文章），我們經常錯誤地將政治與音樂視為兩種截然不同的實踐，然後從歌手的作為中檢視兩者的關連或是互不相干。試想，阿妹在中國的電視媒體「低聲下氣的認錯」不是十足的政治表態嗎？耗資兩千萬的表演與媒體的「解套」，以及來自中國市場歌迷的壓力與中國政權對「綠色藝人」的恐嚇，不正說明音樂就是政治實踐的一環嗎？而身為公民，歌手的表演與日常實踐，不也體現政治態度？

有人說，這正是流行音樂與搖滾樂的差別，前者重視「秀」，後者重視「精神」，從而將流行音樂的歌手視為是沒有社會與政治人格的人，一方面又將搖滾樂歌手過度美化。筆者以為，評價音樂的好壞，是聽眾品味、鑑賞能力的養成，但這能力所形成的聽眾群，絕不等同市場銷售數字，聽眾（歌手更是）也不該被「唯利是圖」的宣傳煙霧彈蒙蔽。

流行音樂的真誠與情感的觸動，有時真的只需要一把吉他，一支小喇叭，就遠勝過千萬遍政治論述與宣傳，更無須耗資千萬、光鮮亮麗的舞台與凝視肉體慾望的勾引；流行音樂的偽善，在「巨星體制」的運作中，讓我們嗅到了投機主義下的銅臭味，以及巨星們的利用與消耗。

（作者為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社會系助理教授）

媒體改造 讓非主流音樂在公共頻道找到空間

讓非主流音樂在公共頻道找到空間

擺脫商業宰制 地下樂團發起連署

記者劉郁青／專題報導

地下音樂或戶外音樂祭在現今的青少年文化中也許是「酷」、「炫」的代名詞，但搖滾樂的發展歷程往往也發揮反叛、革命、社運的功能，近來一群不甘於「音樂只是音樂」的地下樂團發起「鼓勵音樂文化多元發展，強烈支持媒體公共化」的連署運動，包括小白兔橘子唱片、大大樹音樂圖像鍾適芳、閃靈、濁水溪公社、薄荷葉、廢唱片、壞女兒、TizzyBac等樂團都加入連署。

連署聲明稿中表示：「在音樂社群的場景中，我們看到了鮮活的創造力，反觀台灣的商業音樂頻道，永遠充斥著付錢打片的MV及陳腔濫調，不然就是跨國唱片集團的疲勞轟炸。…但一些有想法、有新意的藝人、樂團，不是被保守的商業台認為『太前衛』，要不就是『不夠成熟』、『沒有市場』。」因此這份宣言期待媒體公共化後能夠規劃17長期的音樂園地，或是有專門的音樂電台來介紹獨立製作的音樂，呈現音樂多元發展的面貌。

發起連署的是地下樂團的成員、淡江傳播所的學生鄭凱同。鄭凱同玩團的經驗豐富，從大一至今已有七年，一開始在樂團TizzyBac，兩年前則轉戰到「薄荷葉」擔任鼓手。

他說，如果不是大唱片公司的宣傳，或是具備「話題性」，地下樂團的能見度極低，就讀研究所後接觸到媒體公共化的訊息，看了英國BBC家喻戶曉的音樂節目〈Later…with Jolls Holland〉，主持人自己也組團、玩Band，介紹各種類型的音樂，訪問主題永遠以「音樂」為重心，而非八卦，因此認為非主流音樂應該可以在公共化的頻道中找到生存空間，而擬定聲明，發起連署。

媒體改造學社召集人管中祥說，媒體公共化是一個理想，不僅獨立音樂想在其中找到發展空間，也曾有對動畫有興趣的團體想和公共化議題作連結，希望能在公共化的頻道中有更多好的動畫節目被規劃、介紹給觀眾。鄭凱同說，每個玩樂團的人想法也許不同，有人想和五月天一樣一炮而紅出唱片，但也有人想透過音樂表達理念或想法，這個連署運動也會在野台開唱的活動中推廣，希望有更多音樂人支持宣言裡的想法。如果讀者有興趣，也可上網參與連署http://www.bigsound.org/publicmedia/。

【2004-07-29/民生報/A12版/文化風信】

媒體改造 公共媒體與搖滾樂

(原載於媒體小舖電子報第130期)

作者：張世倫

最近，一些台灣的獨立樂團，發起了支持媒體公共化的連署活動，讓我想起很多事。不過，一切得從自己的經驗講起。

1988年，我13歲，那是一個只有三台，沒有第四台的年代。漢城奧運將近，突然一股私裝小耳朵衛星的風潮，流行起來。於是，當時的我，每天除了官控商營的無趣三台外，突然多了NHK可看。

日本話，聽無，但我們一家都聽搖滾樂！有了NHK，落伍的，過時的，一成不變的余光《閃亮的節奏》，「閃」邊去！我還記得當年的我，多麼訝異於一個日本的公共電視頻道，居然可以那麼重視搖滾樂文化，原來電視，也可以這樣。

當時的NHK頻道，有一個叫做《Young Battle》的常態性節目，性質類似台灣的歌唱新人王大賽，固定在NHK的攝影棚錄影。可是，裡面的日本少年可嚇死人了，風格從自由爵士到龐客搖滾、從民謠到雷鬼、從繞舌到重金屬，千奇百怪，完全不是當年的台灣人想像中，電視螢幕裡會出現的奇妙景象。當時的NHK另有一帶狀節目《Music Box》，每天主題不同，老搖滾、重金屬、流行樂、舞曲，各擅勝場。

有那麼一天，專門介紹歐美最新搖滾樂的節目（當時還沒有「另類音樂」這個詞）《Transmission》，出現了一個留著娃娃頭，怪模怪樣的矮小女生，用力地用她獨特的嗓子，唱著一條叫做〈Birthday〉的曲子。曲子播完，樂團叫做Sugarcubes，一個來自冰島的小樂團，沒上過任何排行榜，台灣沒人聽說過。十五年後的今天，所有的人都認識這個樂團的女主唱Bjork，島嶼上最紅的連續劇裡，女主角也被叫做「碧玉」。

NHK的音樂節目，不是只有國人熟悉的，較偏向日本主流口味的年度「紅白大對抗」。日本獨立樂界的團體與樂手如Bo Gumbos、戶川純、老將如忌野清志郎等，都三不五時會在頻道中表演。有一次，又是一個日本的獨立樂團演唱會，他們穿著短褲、阿公內衣、涼鞋，狀似河童，用洗衣板跟鍋碗桶蓋作敲擊樂器，大量使用手風琴等，營造出一種具有童趣卻又不失原創的怪異的民間風格。這個叫做Tama的團，台灣年輕人大多一定聽過他們的歌而不自知，因為後來《櫻桃小丸子》的片尾曲就是他們唱的。

NHK是日本的公共電視頻道，它令我印象深刻極了。他的音樂節目，視野既廣又寬，眼光超前專業，不因曲風商業獨立於否而大小眼。

同樣的，在英國，BBC的Radio 1廣播頻道早已成為整個流行文化中極重要的一個環節。其中最權威的主持人John Peel，節目多年來已成為英倫搖滾樂重鎮，他的Peel Session，節目中會請來樂團現場表演，且有自己偏好取捨，這種重視現場、強調品質的原則，加上多年累積的口碑，使得不管多大牌的樂手，都以能上John Peel的節目為榮。任何以為公共媒體必然等於老化、僵化、無聊化的人，都該連上BBC Radio 1的網站，聽聽看人家的公共媒體音樂頻道，精彩程度有多恐怖。

何以公共媒體在歷史經驗裡，較能保障獨立、非流行、及搖滾音樂的空間？這是因為商業媒體，追求利潤，好回報股東，凡事多所考量短期廣告營收，幾乎多以收視率當唯一指標。在此政經條件制約下，即便商業媒體中，出現一、兩個優秀、認真、具有視野的音樂節目，大多也無法長期持續，一兩季後便在廣告壓力下草草收場。這種單點的、短暫的、曇花一現的音樂節目，對於需要長期累積的青年文化來說，沒有累積性的效果，更無法形成一個穩定的媒體空間，供搖滾樂手／樂迷培養、積累、交換他們的音樂經驗。

不過，有了公共媒體，也不必然保證搖滾樂文化就能紮根茁壯。公共媒體的背後，還是要看主其事者的視野與眼光，是否足夠，還是只沿襲現在台灣公視的節目模式，保守守成，缺乏對青年文化積極的開創性。但至少，有了公共媒體制度，因為他必須向所有公民（包括年輕人在內）負責，而不需屈服於商營媒體的股東及利潤邏輯，因此，也就有了公眾想像、介入、及鼓吹的空間。所謂「公共」，是極為複雜的混合體，青年文化與搖滾樂，怎能缺席？

這份宣言，就是這種介入與想像的第一步。

媒體改造 我們有權決定我們要什麼樣的音樂媒體：就從支持媒體公共化開始

(原載於小白兔通訊2004年七月號)

作者：鄭凱同

我一直都很喜歡骨肉皮的《快樂玩》，記得以前(好像很久了)有一陣子常常在深夜時段的channel V上看到骨肉皮的MV，當時看到的感受其實是又興奮又憤慨，興奮是因為在電視上看到骨肉皮MV的機會不多，能看到真的有一種「賺到了」的爽感；憤慨則是為骨肉皮抱不平，為什麼這麼好聽的音樂竟然被放在那麼冷門的時段才播？

喜歡聽台灣樂團的人一定都能體會這樣的心情，一定都對音樂電視台甚至廣播電台有所期待，期待哪一天能在大眾媒體上看到、聽到自己喜歡的樂團。但是以現在的狀況來講，在電視上看到這些樂團MV或演唱的機會是微乎其微，打開電視，轉到channel V或MTV，充斥的仍然是一堆付錢打片的MV，要不就是跨國唱片藝人的宣傳特輯。看不到閃靈的MV怎麼辦？看不到Tizzy Bac的MV怎麼辦？看不到妮波寺、壞女兒的MV怎麼辦？很簡單，不要再對商業媒體有任何期待了，與其痴痴地等哪天商業音樂台心血來潮播一下，還不如要求政府在公共媒體集團成立之後，規劃一些專門介紹台灣樂團的音樂性節目。

憑什麼我們可以這樣要求？憑我們都是台灣的公民，公共媒體是屬於全民的公共空間，本來就有必要滿足社會上不同群體的需求，只要我們想在大眾媒體上聽到更多台灣樂團的聲音，我們就能以公民的身分向新聞局提出我們的意見，並且要求政府當局將其納入公共電視集團未來發展的參考。這是身為公民的權利，只是許多人都忘記自己還擁有這些權利而已，主動與被動，端看自己要不要珍惜這個權利。

如果不滿於當今商業音樂媒體的現狀，就要行動，有行動，就有改變的轉機，不做，連機會都沒有。要怎麼做？也很簡單，加入媒體公共化運動的行列，積極參與相關活動，遇到對此議題不熟悉的人，向他們說明媒體公共化的重要性，讓他們了解媒體公共化事實上和每個人切身相關，集結更多支持媒體公共化的聲音，讓政府知道，我們是認真的。

媒體改造 台灣獨立樂團 該試著親近社會

2004.07.26 中國時報

台灣獨立樂團 該試著親近社會(管中祥)

海洋音樂祭的吶喊在七月的燥熱中響起，卅萬人潮擠爆了北海岸。歌手、樂團、小販、條子以及喜歡沾惹音樂的朋友在日漸被破壞、侵蝕的沙灘上嘶吼狂放，享受夏日晚風與紛雜樂聲。

這只台灣的音樂盛事之一，接下來的「野台開唱」以及年初舉辦的「春天的吶喊」，一次次地吸引人潮與錢潮，也帶起多元樂風，激發非商業體制下的音樂創作能量。不過，就在獨立樂團逐漸蓬勃的同時，未來是否會像許多音樂前輩進一步地透過音樂影響政治、改造社會？或者，這些音樂聖典只是獨立樂團與公共事務隔絕的另一條線？是許多人關心的問題。

其實，台灣也有少數的獨立音樂工作者參與公共事務與社會改造，不論是早期陳明章、朱約信、「黑名單工作室」，或者近年來在社會運動經常出現的「交工」、「黑手拿卡西」以及「飛魚雲豹」，都顯示對不義政治的批判，與傳達社會的不滿與憤怒。不過，除此之外，大多數的獨立樂團與公共事務似乎沒什麼多大的關連。

雖然如此，「薄荷葉」、「Tizzy Bac」、「閃靈」、「濁水溪公社」等獨立樂團正在進行「鼓勵音樂文化多元發展，我們強烈支持媒體公共化」的連署活動（活動網址：http://www.bigsound.org/publicmedia/），卻讓我們看到音樂人的另一種生命力。他們說，「商業音樂頻道裡，永遠充斥著付錢打片的MV以及了無新意的陳腔濫調，再不然就是跨國唱片集團MV的疲勞轟炸」，因而期望未來在「公共媒體集團成立後，應規劃一到多個有別於商業音樂頻道的常態性音樂電視節目」、「提供多音樂發聲的廣電空間」。除了發表聲明，他們也打算舉辦演唱會喚起更多朋友的加入，這不僅是音樂人為自己爭取多元音樂的公共空間的活動，更是親身參與社會、改革媒體的實際行動。

張鐵志在他的「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書中，介紹了近五十年歐美獨立樂手與主流藝人為何及如何參與社會改造的過程。他們反戰、反貧窮，反歧視、反全球化，以及媒體改革，不但以音樂撼動政治，甚至也親自參與社會改革。書中特別提到：「創作者可以透過不同的詞曲、表演方式，以及實際社會行動召喚出不同的行動主體…與進一步的社會實踐」。顯然的，台灣獨立樂團普遍是與政治、社會疏離的，但音樂與政治、文化、社會卻是層層相扣，獨立音樂人在享受音樂解放的同時，也許還可以試著拭去音樂與公共事務間的那條界線。

媒體改造 美學政治化 幽靈盤據

2004.07.24 中國時報

◎張鐵志

如果音樂的社會想像無法超越既有政治窠臼，無法在音樂美學上向上提升，那麼就與政治宣傳歌曲沒什麼兩樣。這是筆者之前就已總結西方實踐經驗的感想，而非為羅大佑先生訂做。

七月二十二日時論廣場刊出王維明先生大作「音樂是政治環境的鏡子」一文，回應筆者二十一日刊出的「音樂是政治角力還是進步利器」（簡稱張文），卻似乎仍然陷入本文所指出台灣社會面臨的困境。

筆者完全同意音樂是反映政治環境：對王文而言，羅大佑所唱的是許多人關心的問題──雖然這個「許多人」，其實是社會中的部份政治立場。筆者關切的卻不是他的立場是藍是綠，而是想質問為何創作者的眼中只有那些最能激起情緒的政治議題？是什麼樣的社會條件，讓一個在早期曾有點反叛性格的歌手，現在接連推出的歌曲都只和政治人物的修辭一模一樣？為什麼沒有更多的創作者關心進步的價值和社會弱勢的聲音？要批評執政黨為何不去談貧富不均或外籍新娘問題？

筆者嘗試提出的答案是更大的政治環境和媒體環境，讓我們所有人的想像力和關注視野狹隘化，並且被藍綠之爭猛烈拉扯，以至於一來最狹義的政治議題主導了政治和社會改革議程，二來是讓兩大陣營都缺乏自省的能力，缺乏內部的異議聲音，往往是為了對抗而對抗。不用否認，台灣現在最大的困境，正是藍綠對抗的意識形態幾乎穿透社會各領域。有政治立場是正常的事，但是各政治立場的政治人物、學術或文化工作者，應該在這些立場上拓深價值理念、拉開政策視野。

的確如王文所說，「膽敢表達政治或社會運動意涵的流行歌曲已經是瀕臨絕種的稀有動物。」不過，如果羅大佑先生的音樂（包括前一首）就是定位為代表藍軍理念，讓大家唱得的高興，那麼這絕對無可批評，但是回到張文的原始標題，這就是代表政治角力中的一種立場，而不是社會進步的武器。固然筆者百分百同意追查槍擊案真相的重要性，但是當「綠色恐怖份子」高唱「Formosa的選舉要靠鮪魚肚子，才能宣誓連任位置」，這就是粗俗的政治語言──套一句現在流行用語，這是「民粹」的修辭。

同樣的，如果有一個偏綠歌手每天只會打連罵宋，對其他議題毫不關心，且在音樂美學上毫無用心，我們也只會把他當做會唱歌的政治人物。我相信，如果一個政治人物只會指著對方鼻子罵，我們都不會尊敬，更何況是一個音樂工作者？相對的，張文原來提到許多關懷弱勢的樂隊如黑手那卡西或交工樂隊，他們有的經常批評民進黨政府，但所關切的議題都能超越藍綠，真正指出台灣社會面臨的許多矛盾，同時在音樂美學上也都成就斐然，這才是稀有動物吧。

如果我們不能標舉更高標準來看待美學的政治化，而認為這樣一個彷彿在寫競選主題曲的歌手就是稀有動物，並且只要有人評論他的歌曲深度和美學價值，就被視為是在政治審查，那麼這種批評聲音，正象徵本文所關切的藍綠鬥爭的幽靈，依然纏繞在台灣上空啊！（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媒體改造 音樂是政治環境的鏡子

2004.07.22 中國時報

王維明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在中國的土地步下了空軍一號，和周恩來握手，美中台和全世界的多角關係從那一刻改觀。這個歷史性的一刻被極微主義（Minimalism）大師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在一九八○年代中期搬上歌劇舞台，在約翰亞當斯譜寫〈尼克森在中國〉時，台灣的羅大佑因為〈亞細亞的孤兒〉等幾首曲子，被貼上抗議歌手的「光環」。

當年不少人因為「抗議」這兩個字把羅大佑捧上天，而今天，卻因為同一個歌手寫了〈綠色恐怖份子〉，就迫不及待地把他貶為政黨的政治工具。也有人還沒仔細聽這首歌，就已經決定把它踩在腳底下。

台灣的評論者存在於政治光譜的每一個波長，而其政治立場往往變成立論的基礎。公平地說，在整個西方文明所主導的美式民主下，這種因為立場而未審先判的情況並非台灣才有。

三年前，約翰亞當斯發表了另一部歌劇〈克林霍夫之死（The Death of Klinghoffer），這齣歌劇講的是巴勒斯坦「恐怖份子」劫船，最後把船上一名叫做克林霍夫的猶太籍殘障美國老人殺掉。歌劇中引用了舊約聖經和可蘭經的辭句，更有一段是「恐怖份子」回憶小時候在難民營成長的經過。約翰亞當斯毫不避諱地運用杭亭頓「文明衝突」的理論去解釋以巴衝突，對照日前海牙國際法院裁決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建的圍牆違法，與中東人質綁架斬首事件層出不窮的現況來看，這部歌劇至少可以說是先知先覺、歷久彌新；可是，看在某些美國人眼裡，卻是肉中刺。

紐約時報就有評論家不客氣地說〈克林霍夫之死〉是「反美和反中產階級」，波士頓交響樂團也因為怕觸動九一一事件的敏感神經而取消〈克林霍夫之死〉的演出。

試問，一部歌劇的良窳和反不反美有何關係？羅大佑在台灣流行音樂的地位，難道也該因為一兩首不向掌權者趨炎附勢的歌曲而有所改變？

二十年前，還有不少人聽所謂「抗議歌曲」時，欣賞的是其旋律、和聲、節奏、布局；現在對於羅大佑的討論，似乎只集中在「綠色恐怖」、「槍擊騙子」幾個字上面；難道改成批評二二八事件的歌詞，就會改善其音樂品質？

其實，音樂不單單是妝點氣質的消費品，也是社會生活和政治環境的鏡子。如果對於羅大佑歌曲中的訊息有強烈的意見，那表示影響一般民眾的議題也同樣地影響創作者；二十年前如此，今天也是如此。討論的焦點應該放在議題的本身，而非承載議題的歌曲。

民主社會的聽眾當然有權表達對於藝術作品的意見，可是這個意見有專業程度的區分，不是「票票等值」。而且，超過了純粹意見的層次，沒有人有資格告訴藝術家表達什麼是「正確」，什麼是「不正確」。如果試圖用抹黑、甚至運用商業機制去「淨化」藝術，就傷害了民主社會賴以為基礎的言論自由。真民主和民粹的分野就在這裡：前者理性地討論議題，後者逮到對象就急於將之鬥垮、鬥臭。

筆者同意日昨張鐵志先生發表的看法：台灣的音樂環境被最庸俗的市場邏輯宰制，執政者也只是把流行文化當作動員工具。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台灣人在音樂裡聽到太少的東西；一位流行樂界的朋友甚至斬釘截鐵地表示，音樂是用來看的，不是用來聽的。

年輕世代對於流行文化－－不管是來自美國的ＮＢＡ或來自日本的ＫＵＳＯ－－的興趣遠遠大於對於政治和民主的瞭解，遑論對於真相與正當性的關切。幾個搖滾音樂祭都被業者操作成盜版橫行時促銷歌手的另類管道，感受不到深刻和有內容的「反骨」。在這種情形下，膽敢表達思想、政治、或社會運動意涵的流行歌曲已經是瀕臨絕種的稀有動物。

這些稀有動物還能存活到幾時？

（作者為美國密蘇里大學音樂藝術博士）

媒體改造 音樂 政治工具或進步利器？

2004.07.21 中國時報 ◎張鐵志

不論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拉美第三世界，我們都不斷看見、聽見流行音樂作為民眾改變世界的武器。六○年代的反戰、民權運動早已是耳熟能詳的故事，而從八○年代的非洲飢荒問題、南非種族隔離問題、聲援國際特赦組織、環保，再到九○年代迄今的反全球化、公平貿易以及對伊拉克戰爭的批判等，不但代代都有新的音樂人投入社會實踐，並且連六○年代活躍的歌手（例如抗議天后瓊貝茲）至今也都不斷在反省新的議題。

那些能夠衝擊歷史的音樂創作者，總能把複雜的社會矛盾，龐大的憤怒與不滿，用簡短但銳利的歌詞，凝結成做一句句動人的詩歌。或者說，歌曲是比社會科學家嚴格論證的艱深學術論文，更具有透視社會的批判作用。

台灣從八○年代以來，這樣的反叛聲音，雖然稀薄，但並未缺席。八○年代末，在黑名單工作室、朱約信歌聲中，聽到威權體制的醜陋與人民對民主的想望；在閃靈樂隊和陳明章的金屬和民謠中，聽見對歷史原鄉的呼喚；在交工樂隊、黑手那卡西、飛魚雲豹的戰鼓中，聽見台灣底層社會被擠壓的吶喊。

當然，我們也記得，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少年的我們聽著錄音機中的破舊卡帶中傳出來的〈亞細亞的孤兒〉和〈鹿港小鎮〉。沒有人可以否認，羅大佑早期的作品，已在台灣流行音樂的經典殿堂裡豎起不可動搖的地位；也沒有人可以否認，八○年代的黑色羅大佑，提供了當時台灣社會對於抗議歌手的抽象想像。

不過，羅大佑變了。人們常說，人過了三十歲就開始保守起來。羅大佑倒不是變的保守，而是似乎變的更「激進」：用更激烈的語言提出他的政治觀點。其實八○年代被貼上抗議歌手標籤的他，縱然直指許多社會問題，但並未真正穿透這些問題的核心：國民黨威權體制。可是現在的羅大佑卻徹底翻轉過來，只關心最狹義的政治問題和黨派意識；最起碼，他和台灣民主學校標舉的精神似乎落差太大。從民主學校邀請的幾位令人尊敬的學者和預備的諸種課程，我們可以看到視野的豐富和理想性（如「社會公平與經濟政策」、「人權立國和公民自由」等）；但羅大佑在開校儀式上隔空的演唱歌曲〈綠色恐怖份子〉卻只有一個核心：槍擊案是騙肖！（而別忘了他的上一首歌是〈阿輝仔飼著一隻狗〉。）

歌曲如詩，因為語言簡潔，所以優秀者可以是精彩的社會分析與革命宣言：沒有鮑伯狄倫富有韻律的詩篇，我們不會聽見六○年代反叛運動的動人節奏。但反過來，歌曲也可能成為最粗糙的政治語言。在西方和第三世界抗議歌手的歌曲中，我們聽到了進步的理念與價值的追尋；而想起青年羅大佑的歷史厚度和社會關懷，我們只能慨然。

然在台灣，問題不只出在羅大佑身上，而是台灣流行音樂整體在社會實踐上的貧乏。除了少數創作者以外，大部分創作者和政治的連結，就只是支持某一政黨，或者選舉時選邊站。為什麼我們沒有更多憤怒的進步聲音？

首先，台灣的音樂環境被最庸俗的市場邏輯徹底宰制，任何「不一樣的」音樂都很難被大唱片公司接受並在媒體上曝光。（值得高興的是，就在羅大佑發表新歌的同時，台灣的獨立音樂也正在東北角海邊歡喜開唱）；再者，反觀我們的政治人物，也只是把青年文化和流行音樂當作動員工具，而缺乏真誠的關懷與尊重；最後，台灣流行音樂的蒼白意識其實反映了整體社會的病態：一方面，台灣社會長期缺乏根深柢固的進步主義和左翼的實踐傳統與論述，另一方面，藍綠雙方也都沒有提出更深厚的價值理念與細緻的政策。而這兩者很大部分上都是因為台灣，特別是這幾年，具有智識性格並足以提供價值與政策思辨的公共領域是如此的稀薄！如果政治和社會論述如此空洞，我們如何期待一般公民，包括音樂創作者，有更豐厚的思想肌理！（試想，即使一個人每天認真看報紙、電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拓深理念和對政策的認識？）

值得鼓勵的是，填補這些空白似乎正是民主學校所自我期待的方向。他們的成功與否尚在未定之天，不過，值得慶幸的是，這首〈綠色恐怖份子〉沒有成為民主學校的校歌。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著有《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

媒體改造 政府應有整體的廣播政策

2004.07.17 中國時報
政府應有整體的廣播政策
郭力昕

據媒體傳聞，一些親綠網路科技業者，有意在北中南都會區投資廣播媒體，師法「飛碟電台」、「News98新聞網」，串成全國聯播網，和這些親藍電台對峙。這消息若屬實，是令人遺憾的。台灣關心傳播正義的社會人士，對「飛碟幫」這類媒體現象的應對方式，若至今仍只在此種以牙還牙的思惟上打轉，恐怕很難成得了大氣候。

然而，即使執政黨沒有參與在這樣的念頭或行動裡，若它同樣沒有提出一套宏觀、進步的收音廣播改造政策的話，則政府也等於間接鼓勵了這種叢林式的政媒惡鬥生態。當政府願意開始具體的規畫電視生態改革時，對於傳播與文化影響甚鉅的收音媒體，也應該有改革計畫，使這項重要的媒體，不至於以一種短線的、頭痛醫頭的或政黨政治考量的格局，進行思考與操作。

民進黨政府對於收音電台的整頓改革，最近有幾項工作比較被討論或受到爭議，包括中廣公司的換照、地下電台的處理、原住民/偏遠地區的廣播服務與數位廣播（DAB）計畫等等。這些防弊與興利的工作，都有其意義，但是也有值得細究之處。

先說中廣。對於一個佔有超過全國頻道三分之一以上的「民營」廣播集團進行審查，要求限期依約繳回頻道等改善計畫，依法並無可議之處。對中廣長期霸佔資源的批評與要求改善，當然也不始自藍綠爭鬥。早在四十四年前，《自由中國》的社論，就嚴詞批評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如何由國庫支付這個民營電台的所有開支、給予各種特權，還允許它大量播送商業廣告、與其他民營電台爭利（見「自由中國選集6」，《黨國體制的批判》，潘光哲等編，稻鄉）。因此，對中廣換照的要求，只是一個遲到太久的起碼工作。

不過，若其他相關的廣播電台事務，沒有一併積極處理的話，將不免給人只拿中廣開刀的觀感。是否有決心整頓地下電台的生態，是一個檢驗點；如何有效改善原住民與偏遠地區之廣播資訊匱乏的現狀，是另一個例子。地下電台的生態固然錯綜複雜，但是今天的情境，與國民黨政府不准異議媒體合法化的時期，已經很不一樣；許多電台維持非法，已非政治打壓，而是在地方政治角頭（立委、民代）的庇護下，濫播賣藥廣告、逃稅等，也因此造成破壞正規經營電台之存活空間的結果。民進黨政府若沒有決心與這種「台灣地方文化特色」斷然告別，則它對中廣等國民黨黨營事業的整頓，也將只是選擇性的正義。

對於文化資源薄弱地區的廣播服務與制度性援助，同樣迫在眉睫。執政黨計畫每年編列三億，成立原住民電視台；但是這個電視台，設想的觀眾是誰呢？當蘭嶼電台必須靠一個西方教會的些微補助勉強維繫，當島上大部分達悟人根本收不到該電台節目、甚至沒有多少戶擁有收音機時，這三億其實可以分成幾個更具實際意義的預算計畫，分別協助偏遠社區與部落，建立硬體，進行人才培訓，以滿足特定地區的基本需要與文化傳承。

此外，一些科技專家又熱心地替政府勾勒數位廣播的大餅，好像任何事只要一結合「數位」，就充滿希望與商機。但是，沒有內容，而一味發展技術，新媒體裡就只能充滿更多影音資訊垃圾。

我們的電台與國外公共電台相差甚大，缺乏整套的媒體文化視野與廣播改革政策，恐怕是個關鍵的因素，值得當政者深思。

（作者為政大廣電系講師）

媒體改造 媒體改革的起點

作者:管中祥、魏玓 2004.06.11 中國時報論壇

新聞局近日提議決定將延宕已久的台視、華視轉型問題，朝向公共化方向處理，並規畫成立公共廣電集團，以著手改善台灣的電視環境。這是一個重要的訊息，不僅是因為政府終於正視民眾對於改革媒體的急切期盼，讓無線電視朝公共化轉型來提供更多元和豐富的文化資訊服務；也是因為這是長久以來，政府首度對媒體提出前瞻性、進步性的政策，並且是新內閣邁向「文化立國」目標的必要作法。

這項提案雖然在近日內引發些許辯論，但是如果各方意見能在公共化的大方向上展開，不啻是自三二○大選朝野對立之後，台灣社會是否能進入實質政策辯論，而不再是政黨立場對決的一個試驗場。在此，我們願意提出實現這項目標所需要注意的許多配套要點，供各界討論。

首先，新聞局規畫將政府占有率較高的華視股份捐贈給公共電視基金會，並逐步買回台視私人股份，讓公視基金會能夠控制這兩家無線電視台。這是一個實現公共電視集團的可行手段，但決不應該是改革的終點。因為如果讓成立基金僅有一億元，每年預算九億元的公視基金會成為華視、台視的控股公司，而沒有後續轉型的規畫，那麼公視基金會能否在現有本身以及華視、台視基礎上，完成建立公共電視集團，發揮總體公共服務功能，尚屬疑問。

因此，目前新聞局的規畫，只能是無線電視公共化的第一階段。未來仍應朝向民間改革呼聲所主張的，由一個單一公共電視董事會來統合經營幾個公共電視頻道的組織架構為之，並逐年編列預算協助集團的成立。一方面讓資源作有效利用，另一方面也不至於形成小船拖大船，拖累現有規模相對較小的公共電視基金會，為媒體環境帶來負面影響。

其次，為昭公信，並善用國家資源，整套華視、台視公共化程序，應由行政院成立獨立公正之「無線電視公共化釋股監督暨執行委員會」，由該委員會訂立相關作業程序與辦法，監督股權釋出與轉換，並執行公共化目標。委員會為任務性編組，成員應具有法律、會計、管理、傳播等專長，並加入公視、台視、華視員工代表；既保障現有員工權益，也讓轉型過程得以順利進行。

第三，新聞局提到，未來華視、台視可轉型為播放廣告之公共電視，這的確是一個可行的擴大公共電視財源方法，也是國外公共電視集團經常採用的經營模式。不過，應該注意的是，華視、台視未來的節目內容和經營方針，仍應以公共服務而非營利為最高宗旨，因此廣告收入所占財源比率，應有上限規定。此點可參考加拿大與澳洲播廣告的公共電視，其廣告收入比率上限就定為二五％。此外，華視、台視轉型為公共電視之後，與現有公共電視，以及客家、原住民、宏觀等電視頻道，須有明確之任務分工，新聞局宜及早規畫，以與現有商業電視進行有效區隔。

最後，在華視、台視尚未轉型完成，而根據現有股權分布，政府仍握有人事主導權的情況下，政府所派任的過渡時期董事和經理人，必須能夠執行公共化進程，並與公視基金會合作，完成建立公共廣電集團的目標。前段時間傳聞各種酬庸的人事安排，尤應避免。而即將於七月改選董事的公視基金會，握有提名權的行政院以及同意權的立法院，也應該從同樣的角度思考安排。在上述幾項要件的配合之下，台灣的媒體改革或可真正見到令人欣喜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