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s.gif
January 29, 2007

潛意識裡的街頭游擊-淺談塗鴉與精神分析

文|吳易叡

雖然拿精神分析來看藝術作品,老是被指摘是一種幻見,還是減少不了藝評家與心理分析學者對於大量的文學、畫作跟音樂作品的津津樂道。就連老不死,剛過一百五十週年冥誕佛洛伊德也樂在其中,他對達文西的品頭論足,如今仍然是藝術與心理兩個學門連結的指標。

不過要說到街頭塗鴉(graffiti),爭議可就多了。在牛津字典裡面,graffiti的解釋是:「牆上的圖畫或是字跡,特別有粗魯、幽默或是政治意圖。」如今有人說它分明就是種犯罪,也有人堅持護衛它的藝術價值。跨到心理學的領域,用社會建構取向似乎較能說通。若真要拿關注個人的深層意義與獨特性的心理分析,則不外乎從「創意(creativity)」切入。

精神分析是歷史的訓練

要拿精神分析的方法來檢視創意,其實是種大膽的嘗試。佛洛伊的病源說(pathography)斷言云︰「創作是神經症(neurosis,現今作官能症)的昇華」,這種說法很多人聽了大概會很不爽。榮格打頭陣起身反對,後來的客體學派也有了自己的解釋。那我們到底可以用什麼樣的態度來看街頭塗鴉?既然精神分析是種歷史的訓練,何妨從塗鴉的歷史出發?

其實考古學家早在挖貝火山灰掩埋的龐貝古城(Pompei)時,就發現了塗鴉。埃及的金字塔上,也有工人類似簽名狀的字跡,它們被視為塗鴉的宗師。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紐約的牆上開始出現「Kilroy was here!」的字跡;戰後倫敦街頭,開始一一冒出很像天線寶寶的查德先生(Chad),旁邊通常還有「Wot?No…」的字眼,套我們台灣話,就像是同時代「啥 ,連米都糴無?」那種對物資闕如跟節約政策的抱怨。

而人們對現代的塗鴉的印象,則少不了跟嘻哈音樂、街舞的連結。如果大家對國片《巧克力重擊》有印象,「跳街舞也能出頭天」的精神,正是貫穿街頭塗鴉意義的宗旨之一。塗寫者(一般說法為writer)不用真名,用「加籤(tagging)」的方式宣示自己的身份,擴大自己的版圖。塗鴉越寫,越多人知道,變得越有名,在黑話裡叫做「Get Up」。

根據統計,女性佔塗寫者不到百分之一的比率,因此這個次文化(在大聲誌裡面,講次文化似乎不太妥!)(編按:不知何來不妥捏?)被視為男性氣概(masculinity)的製造過程。而也因為它畫地為王的實用性,被幫派份子作為領地劃分的有力工具。至此,似乎塗鴉跟犯罪便脫離不了關係。然而真正成為犯罪新聞的,卻是1993年,新加坡一個學生的「破壞公物罪(vandalism)」,他除了被罰了天價,還吃了鞭刑。

現實生活的病理化

而對於這些林林總總,精神分析到底有什麼話可說?首先看創意。若要照佛洛醫德的病源說,那麼塗寫者可能都有某種程度的神經衰弱。這點我們似乎無可否認,因為把創作者放到現今通用的精神醫學診斷準則DSM系統裡面,好像都可對號入座。我們的生活世界早就因精神醫學的誕生、茁壯而病理化。但我們也沒有必要示弱,精神分析理所講的創意,拿克萊恩學派認為,是將潛意識的幻想(unconscious phantasy)在「玩(play)」的過程中以象徵的方式外化。我們看看柏林圍牆上長了翅膀的愛心,親吻的兩大巨頭,除了是塗寫者對於現今社會不滿的控訴之外,更藉由這些圖樣,告訴我們它們認同的是怎樣的烏托邦!克萊恩的追隨者漢娜.席格(Hanna Segal),更提出象徵形成的概念,「象徵作為溝通基礎」剛好跟塗寫者不用匿名只用加籤作為認同手段,更能互相嗆聲的特性不謀而合。


街頭塗鴉被冠上「藝術犯罪」的醜名也有一段時間了。客體關係學者告訴我們「犯罪性(criminality)」是罪惡感在潛意識根源的外化。以觀察兒童著稱的克萊恩曾經做過一個個案報告(1927),說明強烈的犯罪傾向,其實伴隨著嚴厲而壓抑的超我(superego)。而舉凡超我種種,則跟道德觀念、宗教意圖、律法規範這些文明箝制脫離不了關係。佛洛伊德自己其實早先也認為這個外化的過程,是一個減輕介於在願望以及超我的禁制之間的內在暴力的方法。

這讓人想到出現在倫敦街頭的另一種塗鴉,是用剪紙孔噴製的,這種塗寫方法速度快,樣式也精美。在台灣政大校園出現的「上山打游擊」系列,也是類似做法。這種塗鴉有別於嘻哈社團甚至幫派的認同歷程(他們用的色彩也比較多,主要是字塊的風格變化),而主要充滿了政治訴求。他們對威權提出抗議,甚至調侃公權力。許多作品的主題以諷刺警察為主,譬如電話亭旁邊噴了一個條子,鬼祟的行跡就像老大哥似的窺伺之舉;譬如兩個男警公然擁吻的畫面,消遣了警察制度的職業父權跟執法殘酷特質。

在倫敦發跡的塗寫藝術家班克嘻(Banksy),創意更是非凡。他善於結合兩種極端形象,譬如一個小女孩抱著飛彈、一個閒坐的軍人,槍桿上泊著一隻和平鴿,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個狀似IRA的游擊隊員,他手裡正要拋出的不是手榴彈,而是一束鮮花。這幅塗鴉成為他的畫冊封面。畫冊題作「Wall and Piece」,顯然是借用了「war and peace」的諧音。佛洛醫德當初就經常拿這些說溜嘴(Freudian slip)的諧音作為潛意識的證據。雖然我們無法輕易舉證這正是班克嘻的潛意識意圖,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創意的另一個客體關係詮釋是修復(reparation),在政治跟人權行動上,reparation正好是peace making。

當權者的鞭子與蘿蔔:懲罰與規訓

在客體關係學派之後,曾經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精神分析家必雍(Wilfred Bion),提出了涵容(containment)的概念:原本是拿來說明分析過程中,分析者承載被分析者認同過程當中所投射出的,那些未經消化令人難忍的情緒,但是後來在應用精神分析裡,儘管對於臨床分析師說服力並不甚強,也被拿來衡量一個社會的成熟與否。2004年夏天,包括英國首相布萊爾等一百多名國會會員,聯名簽署一份聲明,聲稱街頭塗鴉絕非藝術,他們有信心「維持大不列顛的整潔」,於是開始限制對青少年販售噴漆,在音樂錄影帶裡禁止塗鴉的畫面,倫敦街頭的經典塗鴉也被一一掃除。。這種城市整潔運動其實不只是在倫敦,紐約的某些社區、墨耳本也有。衛報(The Guardian)三月底的隨報雜誌就不客氣地指出:「潔淨運動是一個文化觀的強灌,是城市空間裡對於風格差異的否認。」

春暖,連接Embankment跟Waterloo兩個車站,跨過泰晤士河的橋,遊客如織。一樣有街頭賣藝的音樂家,敲打著自製的樂器,還有什麼比這樣散步更愜意的呢?但隨即一個畫面映入眼簾:倫敦市府的形象策略卻不如預期般的奏效。某個橋墩被拒馬圍起,墩上的塗鴉大部分已被抹除,但是還是有不怕死的人進去小試身手。整個畫面呈現了一種不和諧的敵意。確實,那誠然是一個不夠涵容(containing)的社會的怪異呈現。

而塗寫者都哪裡去了?在南岸的國家電影館旁邊,有個混凝土搭造的空間,青少年可以在裡面溜滑板,玩特技,也有一整面牆可供塗鴉。對於最早先的塗鴉理論,有人說「Kilroy was here!」意思就是「Kill roi(法文裡的王)!」所以是伊底帕斯情結的文化展現,既然是伊底帕斯,就崇愛禁忌(taboo),於是塗鴉都出現在一些不見天日的場所。雖然這個謬論讓人莞爾,卻也讓我們重新看城市裡面那些被規訓了的塗鴉,他們還叫做Graffiti嗎?

posted by editor at January 29, 2007 5:50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