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何東洪、張世倫、orbis 攝影:張世倫 整理撰稿:林玉鵬、李怡慧
在這次的訪談中,盤古提到了許多他們對於音樂與政治的看法,真可用「語不驚人死不休」來形容。有些傲人的氣勢,對於別人說他們是什麼,或者不是什麼,也不在乎。反正盤古就是盤古。訪問結束後,還說「你們還可以再問細一點,你不問我就不說啦!你問我就講得更多。」真讓人覺得被擺了一道。就像聽完他們的現場表演之後,還想再多聽一些,無奈節目卻已經結束的感覺。(以下對話「問」代表大聲誌,「敖」代表敖博,「段」代表段信軍)
音樂風格我不在意,都無所謂,這不是問題的實質,這只是名詞而已-敖博
我不太聽龐克
問:問題主要分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針對音樂,第二部份則比較敏感和爭議的,我想應沒什麼問題吧?
敖:沒問題的。
問:團是什麼時候組成的
敖:正式成立是到1996年,1994年時都是在找,算是草創以及磨合的時期。
問:當初對於類型的選擇,是一開始就決定比較偏向龐克,還是中間有經過一些變化?
敖:沒有,因為比較擅長。
問:中國到90年代中期才有龐克音樂出現,所以想請問你們是如何吸收到龐克音樂這樣的訊息,然後當初你們龐克的圈,大概是怎麼從江西到廣州,也就是說,你們怎麼樣去讓「龐克」這類型的音樂慢慢出來?
敖:龐克在中國,其實我們算帶起了一個源頭啦。在90年代,很多團都會做一些小樣(demo),寄給唱片公司阿,但我們沒有,因為我們知道主流唱片公司肯定受不了,所以從來沒有寄過唱片公司。我們發現那時顏峻在蘭州蘭州晚報社,寫了很多文章在那個音樂生活報上,我們覺得還不錯,就把demo先寄給他,於是他就寫那個「一切都是由盤古開始的」。
問:一夜之間龐克全面降臨,幾乎是萬眾皆龐,他講的嘛。
敖:沒有那麼誇張啦。
問:當時在中國那邊能夠所能接觸的國外一些龐克音樂,大概是哪些?
敖:很大部分是走私的、打口的。因為我自己是fans,我唱片聽的很多。我大概一個類型,或者說如果便宜就都順帶一起買了。
問:有沒有英國或美國什麼團影響你們比較深的?
敖:英國團我不喜歡。英國風格我不是很喜歡,一直就不喜歡。美國的hardcore也聽不多,我買的第一張盤是潘朵拉(Pantera),非常強力的Power Metal。除了潘朵拉外,還有很多,不過名字記不住,翻譯名字也很複雜,我還喜歡tea party,加拿大的,我們翻成茶花會,帶點中東的樂風,很棒,像九吋釘啊。其實所有的音樂門類基本上對我玩的東西是沒什麼影響,我聽的跟我玩的東西是不搭嘎的。
問:所以基本上你聽國外的東西,或西洋的東西,不是在聽他們裡面講什麼,而是音樂形式
敖:我是聽不懂。但我是fans,我喜歡聽,傾聽。然後做事,我也不知道會做成什麼東西。他們說是龐克,那ok,就龐克。
問:那跟你早期的經驗有關嗎?你做過很多不一樣的工作。
敖:關係也不是很大,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是音樂愛好者。
問:那對你來講,龐克這樣的音樂算是什麼呢?
敖:其實我們並沒有刻意去追求某種類型的音樂。而且我不太聽龐克,我不喜歡龐克。我不愛聽龐克,我整個唱片家裡可能有一盤吧,放著落灰吧!很少聽。性手槍有一盤,也送給別人了。
問:那你有可能說下次不是做龐克嗎?
敖:你說什麼都行,音樂風格我不在意,都無所謂,這不是問題的實質,這只是名詞而已。
問:再回到你們的音樂上,你們的歌詞是在排練時想,還是之前就想好了呢?
敖:歌詞是之前就有了,我寫歌詞是很厲害的,1994年剛開始寫時,必須很認真地寫,寫完歌詞給一些朋友看,這些人都不懂音樂的;問他們寫的好寫的壞,我再做修改,早期的歌詞是這樣寫。後面就很快了,只要我心情好,因為我資料很多嘛,看是要寫那一方面的,我最喜歡就是同時寫七八種方面的歌詞,這樣最有意思,你會不停的換腦筋,你的詞不定要寫完,寫一半,先完成這一首,然後再翻回來寫這一首。
問:所以你的歌詞並未和其他團員討論過,你們排練只是在音樂形式上的,你們的歌詞還是以你為主?
敖:對對。
問:歌詞的文字創作,自己感覺到有沒受什麼的影響?
敖:剛開頭的時候,我看崔健覺得不錯,「解決」嘛,後來就跟他沒什麼關係了,因為我更直接,因為風格也變的不一樣,到了96年盤古成立以後,這個詞風最早獨立出來。
寫詞要盡量讓大眾看的懂
問:你們的歌詞中很常用到一些語彙:例如「中華」、「人民」、「民眾」這些詞彙,這是你們近幾年後所思索的寫詞方式嗎?
敖:現在寫詞主要是盡量讓中國那邊的人看的懂,盡量選些大眾化、看的懂的字,盡量也寫的不要那麼口號化,巧妙一點,又可以很好玩,他們又可以記住這些事情,像「奧你媽的運」就很好,它是個很口語的東西,我都是很認真研究過的。
問:那台灣這方面的聽眾,有沒有對這什麼質疑的?
敖:其實只要是口語,都很好接受,就像我們看周星馳的電影,他屬於底下市井的詞彙。主要看你是針對什麼人,你又不是天天到歌劇院唱歌。
問:談談對於北京搖滾圈的看法?
敖:我從來就不喜歡北京,我們有些樂手,也會到北京那裡朝聖,學習一下音樂,我就說學什麼東西,我不學還不是照樣搞。當然因為全國各地都往北就那跑,吸取新鮮養料,北京那裡唱片公司多,能找到機會、希望,但大部分百分之九十是耗費掉的,有這個精神不如回家創作,在那混一直混。
問:跟跨國公司有關係嗎?
敖:跟那些關係都不大,像某個唱片公司是為了洗錢,它也不指望賺錢。還有一個我和他們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北京搖滾圈認為音樂可以做成什麼事情,但我其實是喜歡音樂,這很重要。嚴格來說,搖滾樂對於中國人,只是一個逃避的途徑。就像毒品一樣,想脫離一種過於現實的生活。不是很喜歡他們那種,也不是說他們是錯的,我是不喜歡他們那種狀態,比較逃避、烏托邦。
問:你們這兩次來台灣,多少會接觸一些音樂人,有那些印象深刻的?或者說你們對台灣搖滾圈的印象,和你們在中國搖滾圈的印象,相比較的話,比較大的差別在那裡?
敖:台灣樂團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拷秋勤吧,他們的東西不錯。然後台灣樂團肯定是比較專業,在器材、技術上,但有些事過於專業,就會缺乏感情,把一件事做的太完美,就變成科學;有些事就是要不完美。像Nirvana為何成為這麼偉大,重點還是要表達和自己有關,以小見大的事情,不管你表達的是政治還是別的,帶感情最重要。
問:那你剛好有一個矛盾,龐克的音樂剛好是最極端、狂暴、快速的,一般人若不知道歌詞的話,很難在短短幾分鐘消化,像Bob Dylan這種民謠的,講了很多事情,可以慢慢的把感情帶出來,可是你們是直接衝撞的。
敖:可是Bob Dylan不是革命家,他是民謠家,這就是不同的地方。他只想訴說對一件事情的看法,可能只是評論家,而我是想直接幹。
問:但你覺得音樂做為一種直接幹的武器,有效嗎?你們比較尊敬的中國搖滾樂手嗎?即使是和你樂風不接近,或是想法不同的?
敖:應該還好啦,真正的革命者是少數的,只是看整個的局勢怎麼樣。算是種核心的力量。中國的搖滾樂手有些很好,但他們表現還不到那種尊敬的境界,只能說還有一些好感,不能說尊敬。
尊敬是指你做音樂的堅持、精神,倒不一定要說音樂的好壞。做一件事情的態度,和音樂的理想是什麼以及對音樂的執著。現在我就是對某些人有好感,像王磊,還有許巍。竇唯的話還好,至於崔健,我覺得他有點晚節不保的感覺,本來要選他的(笑),他的新專輯太爛了。但他認為這是個突破,在我看來,他的意思是「像我這麼笨的人,都可以用電腦做一張專輯出來」,他是用自己的短處來當作自己的長處。崔健之前搞團做樂隊很好,當然,這也是人的個性使然,他覺得什麼都能。
段:就像那天Freddy說他也用電腦來做他的閃靈,就怪了~~
問:你們這次在台灣會錄一張新專輯?會跟台灣的樂手合作嗎?
敖:會的,大部分是新歌,那天(意指Say Yes To Taiwan)唱的一首就是。現在以前閃靈的鼓手阿哲合作,配合起來也沒問題,好多人都問這個問題。其實我一直在找可以雙腳踏的。
問:錄音的話,會再修過嗎?
敖:修的話我沒耐性,與其修不如再做一首,一定要一次就ok。
段:我們拿電腦做的歌又是另外一種,這次做這種,這做另一種
敖:我們用電腦很厲害的,我這方面很精通的,我不告訴別人,至少比崔健精通。
我們做的效果會比崔健弄半天的效果很好。
問:什麼時候會錄?
中國民主人士很可憐,宣揚民主,很愛國,會被抓
問:你自己說過:革命為音,造反為樂。你是否也有個烏托邦?
敖:我不是烏托邦啦!就是我有一個比較大的理想。其實很簡單啦!你看不慣一件事情,要為弱者說話,有時候不是說強者本身有多壞。
問:如果我大膽把你歸類,你是屬於中國民主派的,你贊不贊同這樣的歸類?
敖:最好把我歸類為革命派吧!因為我跟他們不一樣,你看他們民主人士其實很可憐,宣揚民主,寫寫筆桿的事情,然後就因為筆桿的事情被抓了很委屈。我為這個國家好,寫這個文章,為什麼要抓我呢?我也不是叛國,我很愛國,為這個民族將來有民主社會。我跟他們是完全不同的。革命者和民主人士,相對於國家不同的地方在於,這是敵我關係;簡單來講一句話就是「你抓到我,我是你的,你沒抓到我,你是我的」。
問:這就是人家說你歌詞強調所謂的「暴力」嗎?
敖:其實語言上的暴力永遠是有限的,只是在用魯迅的方法說啦!魯迅告訴我一些很多很妙的方法,因為他最了解中國人,因為中國人很難改變,很保守,奴性很重。例如你說要去給這房子開個窗子,他一定不會淮,但是你說要把天花板、房頂給拆掉,他會容許你開個窗戶。
問:你們很多歌詞都在談中國人或是中國人的民族性,這方面魯迅有給你們很多影響嗎?
敖:一百年來最了解中國人的其實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毛澤東,另一個是魯迅。然後毛澤東很喜歡魯迅,因為毛澤東知道魯迅知道中國人的人性,大部分民主人士都反魯迅,其實魯迅很了解中國人,包括罵他的那批人,你愈罵他愈像阿Q。
問:那你覺得從魯迅開始到現在,中國人沒有變嗎? 覺得台灣人有變嗎?
敖:中國人沒有變,幾百年沒有變。我這次是覺得台灣愈來愈像中國了,感覺跟上次不一樣,總是感覺不大舒服。
看曾國藩怎麼殺人,就知道共產黨怎麼殺人。
問:有些人談所謂的民族性其實是和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程度有關係,你覺得呢?
敖:跟錢沒有關係。其實中國人從古到今沒有改變。老是說馬克思多壞,其實和馬克思是沒有關係的,看曾國藩怎麼殺人,就知道共產黨是怎麼殺人。
問:所以你的反共是指反中國共產黨,不是反共產主義嗎?
敖:對啊,可以這樣說!但要是說誰幫助中國共產黨,那也是在反之列。
問:那盤古對於政權或政府或是政治有個理想的看法嗎?還是你們其實比較傾向無政府?
敖:無政府其實是手段之一啦!就像毛澤東年輕時寫湖南共和國,因為勢力過於強大,你必須把它全部分裂,全部獨立了,你才能打敗這個巨獸,這是手段之一啦。
問:那你透過什麼方式和中國這些人做溝通? 除了上網之外,而中國那邊的反應如何?
敖:主要還是上網宣傳,效果比原來還好。嗯,我歌詞一再加碼,我在挑戰測試他們的能力、忍受程度。
問:比較好奇的是你們在瑞典,看現在中國與台灣之間的狀況,或是你們這次再來參加這個活動,跟你們第一次來的時候,有沒有什麼微妙不同的地方?
段:認識應該更深了,覺得台灣更應該獨立了,這是肯定的。
問:所以你說你比台灣這些獨派要獨一千倍。
敖:對,我真的比他們要獨一千倍。
問:是站在反對共產黨的角度,還是以台灣人民的獨立方式?在台灣的台獨運動脈絡中,有過民族主義和左派的辯論。你從中國的脈絡來到這邊,你反共產黨,可是支持台灣獨立。有人認為你們的歌詞是比民族主義的訴求還高的,到這邊會不會淪落於支持台灣的民族主義?
敖:我不在意這種外人的看法,其實不要把民族主義說的天花亂墜,這個東西不是你掌權,不是你控制的東西,也只是淪落於爭吵,並不能改變什麼時局,台灣全變成民族主義會變成怎樣?也不會怎樣嘛。
問:會不會變成像中國一樣民族主義高漲?
敖:中國那個好像是假的,就是起鬨,一堆人在網上,魯迅叫做合群之眾嘛!你真的以為有幾個人能準備,游泳到台灣來?想的還不是出去外面移民,留在外面不回來了。現在的年輕人很聰明,也很自私,當然是因為受現在的教育引導,他會為這個吶喊。但是真正要他去死啊,他會把他長官出賣了。
你們所看到的中國,都是有話語權的,底下的十一億人,只是個數字。
問:我發現你剛提到的中國人,都是以全稱的方式稱之,但你們以前在中國時,如同剛剛說的,從你們的出身、當初做團的背景,和所謂的中國搖滾樂手背景不太一樣,我想要問說,所謂的中國人,是不是也有不一樣的面貌,或是說你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國的邊緣,這個邊緣的位置是有一些其他的可能的?
敖:其實嚴格來說,你們所看到的中國人,都是有話語權的,底下的十億、十一億人是沒有的,這只是個數字,到那去了?蒸發了?然後現在主要看的都是大城市的表演的那些人,但這個表演的那些大城市裡總共也只有一千來萬人,然後這一千萬人你就看到比較活躍的份子三百萬人,全世界就被這三百萬人吸引了。
事實上完全不同的,有可能是中產階級代言的,也有會在後院種大麻的。這都只是小圈子。但問題是這一小撮人代表著中國,中國很複雜,有十億農民是消失的,你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也不知他在做什麼,你不知道他將來是什麼?事實上我寫詞是針對這些人,不是為了城市那些人,這就是我和北京那些人不同的地方。
我想讓這部份人知道,但事實上卻是另外一部份人知道。這是矛盾所在。
問:所以這一方面是社會階級的不同,一方面也是地理位置的不同哦?
敖:主要是經濟基礎不在,現在才是真正的階級鬥爭,原來的資產階級已經被消滅了,現在才出現買辦官僚資產階級,跟人民大眾的階級矛盾。
問:就音樂而言,能夠上網知道的還是知識青年嘛!
敖:所以說這就是矛盾所在,我想要讓這部分人知道,但事實上卻是另外一部分人知道。
問:可以談一下你在瑞典所看到的人、事、政治嗎?有沒有給你們一些衝擊及影響?
敖:瑞典這個國家社會制度很完善,福利制度很完善,甚至你會感到這個國家為什麼這麼厲害。他們從生到死的權利,主要是平等、平權等。這些右派是受不了的,瑞典適合養老。
問:假如要一言以蔽之,盤古要革命的對象或要幹的事,究竟是什麼?
敖:一言以蔽之就是先殺了共產黨再說。
問:這個共產黨要加中國嗎?
敖:不用,應該還要再加一句,這算是首歌:「要殺的人太多,先殺了共產黨再說」。事情一步一步走,我們也不好高騖遠。
八月十七日,王建民透過公開信說明今後不再接受台灣媒體採訪。我們可以想像,向來是媒體寵兒的王建民,是在家人遭受多麼不舒服的侵擾,才會以如此無奈但堅定的語氣,向台灣媒體說不。他的決定雖然讓台灣人民感到惋惜,但卻完全可以同理支持,因為,我們太清楚本地多數媒體的惡形惡狀。
此一事件看似突然,但其實絕非偶然,只不過是在經年累月極其劣質的媒體文化中,又一次有無辜者遭受傷害,並因而採取的最基本自我防衛。然而可預見的,此般惡質的台灣媒體生態若無任何改變,王建民及其家人,肯定不是最後一個「新聞公害」底下的受傷者。
台灣媒體總愛以「閱聽人知的權利」或「有收視率、大眾愛看」為藉口,粗暴傲慢地侵入人們的生活,加油添醋甚至胡亂詮釋。姑且不論那些受到過度報導的公眾人物,更倒楣的是那些遭受新聞傷害而無力反擊的市井小民,諸如東海大學劈腿事件中的學生、腳尾飯假新聞事件中的小吃店家、遭記者偽裝偷拍的陳幸妤前男友…台灣媒體這些舉措,到底是做新聞報導,還是在侵犯人權?
我們知道,許多媒體記者在其長官的壓力下,經常得做出忘卻倫理而絲毫不尊重受訪對象的舉動,但請試著將心比心,如果有一天,有人拿著攝影機彷彿扛著槍,強行侵入將麥克風堵上各位的嘴時,你們作何感想?新聞媒體有「報導自由」,但難道非公眾人物的受訪者沒有拒絕採訪的自由?他們口口聲聲為了觀眾,但難道閱聽人沒有發出聲音、說「我們不要看這些隱私」的權利?
八月二十二日「挺建民,嗆TV」的行動,就是這樣一種公民權力的展示,也是閱聽大眾不再消極被動的表現。
我們要求各大商業電子媒體痛切反省,對自己罔顧新聞倫理的粗暴行為向王建民與其家人、以及全國閱聽大眾道歉;並公開承諾修正方向,做出符合人民期待的優質新聞。我們也呼籲,有良知的個別新聞工作者,能勇敢地對上級不合乎專業倫理的要求,學習說「不」。
倘若媒體仍舊推託諉過,不知自省自制,我們預告,這次的行動能量,將累積延續至下一波更大的拒看運動。
我們不會再放任惡質的「爛(偽)新聞」繼續撕裂這個社會,更不會放棄「在台灣建立一個理想媒體環境」的願景,正如同我們相信,再艱難的賽局與再擾人的媒體傷害,都不足以阻擋王建民的決心及威力。
為什麼當我們看到王建民給台灣媒體的那封公開信,
會感同身受地理解與憤怒,因為,我們真心支持他,
也因為,長久以來我們受夠了這些媒體的惡形惡狀。
現在,與其讓不知反省的媒體冷言相向或繼續惡搞。
不如,把網路上的宣洩轉化,我們一起站出來嗆聲!
就以最具體的集體行動,來給王建民最溫暖的加油。
我們是一群大學學生和教授,不隸屬於任何黨派,
對台灣媒體的噁爛至極,這次實在看不下去了!
8月22日星期二,早上十點半,
我們相約在TVBS的廣場前(八德路一段23號)。
如果你有棒球主題的T恤或棒球帽,直接穿戴前來,
也盡量把棒球手套、棒球、加油棒、瓦斯氣笛帶來。
我們將準備六台電視(中天、東森、TVBS、三立、民視、年代),
當大家練習投球的目標,K爆它們!
非常歡迎自備各種抗議或聲援標語海報,
參考標語如下(請大家各自發揮創意來點更酷更炫的):
「支持王建民,拒看新聞台」
「要專業,麥唬爛!」
「拒絕侵犯,尊重人權」
「王建民,Go Go Go!爛媒體,Down Down Down!」
此外,徵求能夠義務幫忙製作道具的美工高手,請速與我們聯絡。
這是今夏結束前重要的一場熱血戰役!
大家快快奔相走告,作夥熱血鬥陣吧!
「挺建民嗆TV大聯盟」
聯絡人:
林靖堂(輔仁大學大傳所研究生)0958602562 / uus@ara.seed.net.tw
李明璁(台灣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mtlee@ntu.edu.tw

大聲誌每次的訪談,事前都會做足功課。例如訪問柯裕棻與張惠菁時,會先把其作品看過一遍;訪問小柯與盤古時,何東洪會拿出大量收集的資料。這次也不例外,受訪前,大聲誌編輯顧問李明璁,在繁忙的教學研究工作之餘,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蒐集資料、看片、看先前的訪談紀錄,希望能激盪出不同的火花,讓讀者了解不同於其他媒體底下的桂綸鎂。
沒有明星氣質的明星 桂綸美專訪
訪談|李明璁、張世倫、吳逸駿
撰稿|李怡慧、林玉鵬
攝影|吳逸驊、張世倫
大聲誌每次的訪談,事前都會做足功課。例如訪問柯裕棻與張惠菁時,會先把其作品看過一遍;訪問小柯與盤古時,何東洪會拿出大量收集的資料。這次也不例外,受訪前,大聲誌編輯顧問李明璁,在繁忙的教學研究工作之餘,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蒐集資料、看片、看先前的訪談紀錄,希望能激盪出不同的火花,讓讀者了解不同於其他媒體底下的桂綸鎂。
雖然用鄰家女孩來形容稍嫌老套,但在訪談過程中,有時真會讓人誤以為自己正在和朋友閒聊。桂綸鎂具有的明星光芒,似乎淺淺地透印在素樸的笑容中,與眾不同又恰到好處。真實生活中的桂綸鎂,同學總會戲稱「妳根本就是一般人阿」!不刻意掩飾,也不刻意表現什麼,李明璁玩笑地以「沒有明星氣質的明星氣質」來形容,對於這點,桂綸鎂笑著問這到底算不算是一種讚美。但是說到平日的自己,桂綸鎂說:「其實我在日常生活中,要我表演我也不會,要我變成誰我也不會,我不是故意沒有明星氣質的。」但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的特質,使得桂綸鎂在生活中,在戲中,看來都是如此真實。
小時候,似乎便具有成為明星的潛力,後來想當外交官,沒想過會變成演員
是什麼的機緣進入演員這一行,桂綸鎂提到,自己是在西門町逛街的時候被發堀的,跟易智言導演面談時是哥哥跟著去的,「後來哥哥和易導聊起電影跟朋友一樣,我在旁邊反而都沒講什麼話。」(大家頓時都在問,這是真的發生的喔?不是電影裡才會出現的情節嗎?)
提起孩童時期的有趣經驗。當大人說「妹妹,照相!」的時候,她就會自動跑到一個地方擺pose。幼稚園大班時,桂格奶粉還曾經找她拍廣告。到了拍攝當天,小桂綸鎂卻變得異常彆扭,躲在一旁,低著頭不斷地拉著自己的裙子,任憑旁人怎麼勸,說不要就是不要,後來只好換角;要不然,桂綸鎂第一個作品,也許就不是藍色大門,而是桂格奶粉的廣告了。
沒有想過會成為演員的桂綸鎂,因為從小學英文,有想要成為外交官,也參加許多外交官研習營。至於怎麼發覺自己的演戲天份呢?她說:「高中時,每年都有英語話劇比賽。我發現自己站在舞台上時,雖然沒有人教,但是自然而然就會走位,該如何表演等等,還幾乎拿了比賽中所有的獎項。」此時,桂綸鎂發現演戲的興趣;也開始到北藝大看戲、看畢業製作,也非常喜愛北藝大的環境。
當面臨淡江法文跟北藝大戲劇系之間的抉擇時,桂綸鎂表示除了家人,易智言導演在這個過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說表演不一定要學,學了好不好不知道,可是念法文系是對一個國家的認識,了解一個國家的語言、文化與歷史。」桂綸鎂後來表現出來的演戲天份和表現,似乎印證了易導的話。
對於有天份的演員而言,演戲就像銘刻在身上的技藝。面對在新戲危險心靈中的角色,桂綸鎂去夜店的唯一經驗,還是跟爸爸一起去的。「我坐在那邊覺得很無聊,可是我爸比我還high!(笑)我不知道該怎麼在夜店跳舞,可是變成那個角色的時候,我會。也許在扮演角色的過程中,解放了某個部份的自己也說不定。」
記得,曾經看過一個老演員的訪談是這麼說的:「有一天我和情人吵架,因為難過而哭的很慘。沒想到,他轉過頭來,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你是真的哭還是在演戲』」。雖然聽起來比電影對白還要令人受傷,卻恰好點出了,演員面對扮演角色與真實自我的尷尬處境。對演員而言,似乎永遠都在於真實與虛幻的自我中遊離。當問到戲中角色和真實自我的關係時,桂綸鎂說:「演員讓觀眾捉摸不定的是,當演員飾演某個角色,觀眾永遠不會知道哪一個是真的。觀眾會猜,覺得是又好像不是。我覺得我跟角色的相似度,跟是否進入角色有關,以及為了進入角色而拋棄自我的程度有關。」
對於作品中的角色呈現,桂綸鎂則覺得每個角色都有和自己相同與相異之處。藍色大門中,孟克柔的邊緣,面對主流價值時顯得退縮;而在新戲危險心靈中,對教育制度的挑戰和質疑,這些是桂綸鎂認為與自己質地相近之處。但是,相對於經過中的角色,桂綸鎂說:「小靜是對生命充滿熱情,喜歡幫助別人;我對陌生人這個其實我是害怕、怕生的,我不是那麼生性樂觀的人。」
孤獨又自由的留學生活
問起為什麼想到法國交換學生,桂綸鎂笑稱其中一個原因是自己想搬到外面,但是家裡不准,所以下定決心一定要考上。說起剛到法國的經驗,「我住的房間很髒亂,掃了好幾天,有天掃到凌晨三四點,我突然停下,坐在床上我覺得怎麼一個人在這裡。而且晚上又超冷,沒有棉被,只有一件外套,發覺一個人住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這種孤單,卻又自由的矛盾心情,成為獨自在異鄉的最佳寫照。
在法國的生活,也讓人看到桂綸鎂獨立堅強的一面:「剛到法國,要辦很多事情,花很說時間和別人溝通。其實我聽不太懂,然後他們又很沒有耐心,常常掛我電話、兇我。可是我覺得不行放棄,就繼續打電話過去。」對此,現場唯一有留學經驗的李明璁亦有同等感受,他剛到到英國時,所聽到的英文和在台灣聽到的幾乎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若要用電話申請任何事情,有如鴨子聽雷,完全無法了解對方在說什麼。最後,他想到了一個非常聰明的方法──佯裝「聽障」,然後一切申辦事項皆要求對方用傳真的方式告知!全場笑倒,而且無一不佩服他的高招。
談到法國的食物和天氣,桂綸鎂則打破了對於法國浪漫的想像。非常需要陽光、非常怕冷,又極度容易受天氣影響的桂綸鎂,遇上法國非常寒冷的冬天,自己都懷疑到底怎麼熬過來的。說到食物,大家都會認為法國是美食之鄉。桂綸鎂說:「我在那邊的時候,剛好聽到張曼玉說『女人一輩子一定要到巴黎一次。』我覺得她在巴黎過的日子不是我們可以過的,我們不可能每天吃高級法國菜,好不容易存一個月的錢才能上一次餐廳。我之前完全不會做菜,到那邊就什麼都會了,回來又不會了。而且我不帶電鍋,覺得吃麵包沒問題,結果根本不可能一直吃,而且法國麵包放到隔天就完全變硬,完全不能吃。令我懷念的法國食物就是便宜的紅酒跟甜點。」
到歐洲唸書,旅行自然是不可或缺的經驗。回想起旅行的經驗,桂綸鎂覺得一個人旅行的經驗非常美好,「不囉唆,不用遷就,一個人想去哪裡就去哪裡,想停下來就停下來。」除此之外,也訝異於自己無所畏懼的心情。桂綸鎂說:「記得第一次去巴黎的時候,凌晨去趕車,大概五六點,天都還沒亮,當時走在街上,可能是很危險的。但我完全不覺得危險,我在另一個情緒中。回到里昂後,大家都非常驚訝。現在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再來一次。」
文化衝擊,從街頭開始
對於法國的文化,桂綸鎂也有一番觀察。「我覺得很妙的是,有一次在街上,以為發生暴動,看到警察站一排可是不動。後來發現是足球賽剛結束,兩隊球迷吵起來,警察也只是拿著盾牌站著。當時覺得法國真是個自由的國家;如果在台灣,警察一定會馬上圍上去。」問起在法國有沒有遇過罷工,她說有次下大雪,地鐵罷工,雖然住處離學校尚有一段距離,也只好走到學校。雖然感到不便,可是「覺得他們這樣還蠻棒的,很勇敢地為自己要的東西跟政府做對抗,像最近全國性的學生運動,也是向政府爭取自己的權益。人民有意識到自我,在這個國家存在的自我。可是在台灣,沒辦法讓政府感受到人民的力量。」
此外,桂綸鎂非常驚奇於法國人熱愛「文化」的程度,也感到些許慚愧。「在法國,喜歡蔡明亮與侯孝賢的年輕人,可能比台灣喜歡的人還多。」因為和許多法國同學聊天的經驗,發現他們非常了解自身的文化,甚至他們對於台灣電影的研究或喜愛的程度,都比台灣的年輕人高。反觀台灣,可能多數的年輕人鮮少去理解或者接觸自身的文化,加上政府未好好的保護文化和文化創作者,以致資源有限,文化創作者只能在受到壓縮的情況下生存,也造成了台灣人過於「習慣」國外藝文的資源,卻鮮少關照自身。
對於台灣的演藝環境,身為演員的桂綸鎂覺得,在台灣,好的劇本太少,致使演員沒有良好的機會磨練,這樣的惡性循環下,台灣的好演員跟好劇本就會越來越少。除此之外,對於狗仔文化,桂綸鎂也感到相當無奈。有一次,當她隱隱約約發現狗仔隊的車子,停下腳步之後,發現三台相機就這麼圍著她,讓她頓時感到無處可逃,被逼得掉出淚來。「我難過的是,第一我被嚇到,第二個我覺得已經這麼的遠離你們了,但你們還是窮追不捨,感覺和被搶劫沒有兩樣。你們簡直扼殺了一個演員喜歡演戲的熱情。」當下桂綸鎂也對他們說了很多重話,雖然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因此而改變,但是桂綸鎂並不覺得後悔。
從第一部作品藍色大門到現在,已經五年了,桂綸鎂說:「這五年中,其實一直沒有確定要當個演員。可是我現在發現我真的很喜歡演戲,就算這個環境很差,往後生活上也不知道會過得如何,但是能做我喜歡的事情就值得一直做下去。」而聽到這句話,就已經足以讓人深深地感動。在桂綸鎂堅定的語氣中,彷彿能夠給人許多期待。或許,在許多像桂綸鎂這樣的人不懈的努力下,加上支持台灣電影的人也越來越多,台灣電影的場景真的能有什麼改變,也說不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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