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ember 6, 2006
《成為日本人》作者荊子馨訪談
《成為日本人》是一本結合後殖民歷史和文學研究的理論性書籍，中譯本剛剛問世，由麥田出版社出版，翻譯者是鄭力軒。這本書處理的主題是非常嚴肅的歷史議題：日本的台灣殖民政治。書中引用的史料對於沒有太多東亞近代史訓練的人而言可能有點難，不過後殖民的論證非常直接而清楚，讀起來很順暢，這一點，翻譯也功不可沒。
《成為日本人》作者荊子馨訪談
文／柯裕棻
對於這本書，我有多重in-between-ness的夾間感。這作者的英文名字是Leo，書中論點也非常明確扼要，理論野心遠大，但是中文名字「荊子馨」三字卻異常溫婉柔美，這是第一層的認知間差﹔在美國杜克大學採訪荊子馨時，我再度產生了強烈的認知間差──荊子馨本人是令人意外也令人慚愧的年輕，一個充滿活力笑嘻嘻的陽光男子，抬頭挺胸的，不驕傲也不酸腐，沒有學究氣，再一層間差。
荊子馨給人的第一印象有點說不上來，他看上去像個有點帥的日本人，總是笑著，精明外露﹔一開口，又是標準的國語，不是大陸的那種普通話，而是台灣常聽見的這種﹔講幾句話之後，又覺得他其實非常「阿沙力」，很有某種熟悉的「台灣味」﹔講學術問題的時候他講英文，又像是個加州ABC。總之，各種族裔的標籤在他身上似乎都不適用，卻都各留下了一點什麼痕跡。
我很明白告訴他這個夾間感，然後問：「奇怪，你是台灣人嗎？」他愣了一下，笑嘻嘻說：「台灣人的意思是──？」我這個不假思索的問題對許多住在台灣的人都還是個必須附加但書的解釋，在他身上顯然還更複雜，結果他花了很多時間跟我們解釋他一言難盡的成長背景。這些奇特的離散路線事實上部份解釋了──當然也強化了──他日後做後殖民文學研究的動機，以及能力。
「我是在台北出生的。我爸是外省人（東北瀋陽），媽媽家在台南。六歲的時候我搬到台南跟我阿姨和姨丈住，中間又跟阿媽住了一年，阿媽只會講閩南語和一點廣東話。十歲才跟著爸媽到日本去的。住在台南的那幾年整天就跟表哥表姊玩在一起，所以我完全不覺得自己是個獨子。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候在台南的生活裡大概有四種語言，我們把國語、廣東話、台灣話和日文混著講，我那時以為這是很平常的事情。」
談到已經過世的父親時，他收起笑容，一本正經想了想，說：「我爸軍隊退休之後零零星星做過一些事，他甚至開過計程車，然後他在一九七０年的時候到日本大阪的萬國博覽會去，那是亞洲的第一個博覽會。我不確定他為什麼要去日本，我不認為他對日本有特別的什麼想望，我想是因為他一直有學習的慾望，他持續自修英文和日文，很愛看書。雖然，很諷刺地，他到了日本之後，後半輩子都在經營中國餐館。」
提到父親，荊子馨難掩遺憾，他成長的過程裡，父親總是在外地奔波，他和父親相處的時間真是太少了。但是也正因為父親有這樣不斷往外探詢的國際性格，十歲的荊子馨到了日本之後，儘管學費昂貴難以負擔，父親仍舊堅持送他進入國際學校就讀。「因為他很明白，一個中國人或台灣人在日本的教育體系中根本沒有往上爬的機會。他認為反正在日本就一定會學好日文，因此，他要我也學好英文，去美國唸書，這大概也是他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
父親這個決定影響了荊子馨的一生，他果然養成了相當國際化的性格，日本高中畢業之後到美國洛杉磯的Occidental College唸了大學，又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讀了碩士，博士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取得，唸的是日本文學，是知名學者三好將夫(Masao Miyoshi)的學生。
我問他為什麼會做台灣的殖民歷史研究，他更正我說：「其實，我不覺得我是個歷史學者，而且很多歷史學者大概也不認為《成為日本人》是一本歷史研究，不過，之所以會處理這些殖民的歷史問題是因為三好將夫一直對我強調的就是『歷史思考』──必須非常注意形成與塑造文化文本的可能條件。」後殖民的文學研究勢必將歷史和政治條件納入文學的社會脈絡中來思考。因此，儘管處理了大量的史料，荊子馨認為他自己做的是後殖民文學研究，這也給人某種的夾間感。
「一開始我是想研究大江健三郎的，也想研究所謂的第三世界文學。不過那時候鄭樹森（William Tay）建議我，既然我的語言能力足夠，何不研究後殖民文學呢──這個領域當時還不是很多人在意。」
講到理論時，他的表情又嚴肅了，但是眼神非常熱切而且投入：「最早寫這本《成為日本人》的動機，是想要填補美國學界裡後殖民理論和殖民研究的某種論述空缺，當時殖民研究雖然充滿善意，但卻是非常歐洲中心主義，因為他們無法想像一個非西方的殖民力量──例如日本。同時，也正因為日本本身處於整個殖民系統中的位置，它必須發明／調整它自己的殖民論述和行動，相對於亞洲，也相對於西方。日本／台灣的殖民情結不只是研究的對象而已，更可以是一種抗衡諸多傳統後殖民理論的方法。」他一口氣講了他對日本在整個殖民系統中型塑的論述和行動的看法，正如他在書中第一章所做的分析。
然後，我還沒有提出下一個問題，他就話鋒一轉，很懊惱地說：「哎，不過寫這書最大的困難在於，我對台灣這個多年來激烈爭論的本省外省衝突真是太不熟悉了，如果我是身處在台灣的話，我也許不會這樣寫這本書了。」會產生這樣的懊惱，恐怕也是出自某種夾間感吧，畢竟在台灣，各種文化交會的條件和狀況真是太複雜了，沒有身處其中，很難捕捉那感覺結構。於是我們又談起了更複雜的、近十年來席捲亞洲的哈日風，和近幾年的韓流。
我們都同意哈日風潮不能以殖民模式或是文化帝國主義來解釋，他說：「哈日不能外於全球化和區域化來思考，而且也和日本的『再亞洲化』有關，和日圓貶值效應以及日本企業增加在東亞和東南亞的直接投資有關。也和日本服務產業，如百貨公司，進入亞洲消費市場有間接關係。」
當然，在台灣方面，「解嚴和有線電視頻道開放直接提高了日本影視產品的能見度，而且台灣的青少年消費文化，至少在西門町，又特別彰顯了哈日現象的能見度。」
韓流的現象很明顯的與哈日不同，「日本的韓流觀察使得中年家庭婦女這個消費群體受到前所未有的注意。消費研究一向很注意青少年少女和男性成人，然而，在這一波韓流裡，特別是『勇樣』現象（意指裴勇俊的迷現象），使得評論者開始注意到中年家庭婦女的慾望和幻想。」
我提到在台灣暗潮洶湧的反韓意識，荊子馨拿出一本日文漫畫《嫌韓流》（意指討厭韓流）來，說：「反韓也是非常重要但很少被提出討論的面向，例如，在日韓人受到的歧視一直沒有被正視。」
翻了翻這本漫畫，雖然看不懂日文，我還是可以從圖像判斷是一本充滿反韓意識的書。我告訴他台灣政府本來也想要限制韓劇在晚間黃金檔播放的討論，荊子馨說：「在我看來，韓流所引發的另一個現象是，日本的一些新國族主義者開始以韓流的『過度消費』作為當代日本社會文化貧乏的證據，並且據此再度強調日本必須重建其正統文化，重申其文化優越性。韓流在日本和其他國家，像中國和台灣，可能都掀起了國族和文化的危機感，一些保護主義的主張遲早會出現的。」
整個訪談之中三種語言並用，他的專注度和反應之快令人訝異。荊子馨關切的是國族文化認同政治，訪談過程一直扣連著這個思考展開，絲毫沒有離題。那麼，他怎麼看中國呢？他去過父親的家鄉嗎？台灣呢？他自己有認同的夾間狀況嗎？
「一九八０年代初期我父親突然過世了，我媽媽想要讓他葬在家鄉瀋陽，所以我們就開始尋親，找到了我爸爸的家人。很意外地，我祖父事實上還活著，不知道為什麼我爸爸始終沒有嘗試和他們聯繫。就像大部分的台胞返鄉一樣，我們帶了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等的物品。我那時最大的衝擊是中國那整個『貧窮』的狀況，使我不斷感知我自己的特權，而且為此深感罪惡。」
提到台灣他笑得更愉快，「每隔幾年就回去一次呀，很難明確說想念台灣什麼。」他頓了頓，笑說：「想念台灣的食物和人的隨性吧。每次回去台灣都不太一樣，但又很熟悉，那個，就是感覺上像『家』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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