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視覺競賽對於運動比賽的取代。體育賽事所突出的個人體能、團隊合作，競賽時的雙向交流，在開閉幕式的炫麗大秀中，被整齊劃一、精準計算，只求恢宏視覺效果的集體單向演出所凌駕。如果體育界的爭議，是禁藥作為運動倫理的最後防線，那麼愈來愈作為全球媒體盛事的奧運轉播，則開始以視覺特效不斷加碼，挑戰我們對於主辦奧運的想像。開閉幕式不是在讚頌體能、技藝或團體合作，而是那無可自拔的、將全球轉播化為視覺競賽，化為背負中國式封建父權思想的「面子之爭」。電子媒體效果及國族意識形態成為一體兩面，被這場大秀幾近病態地追求著。於是有了那只為出現55秒、在二十九個中只有一個是真實現場拍攝的煙火腳印。有了那為求畫面完美的假唱小女孩。這種在螢幕上面對全世界，但又「太用力」的演出，很像是，根本沒有對手的比賽者。

這場奧運開閉幕式的觀眾是全世界嗎？恐怕不是。在中國當局及主辦單位事後對於收視率的雀躍回應裡，我們反而可以窺見，這個視覺競賽的追求，其實更是在召喚、慰藉期待這場演出許久，將自身的所有不便與不滿，再次屈從於國族想像中的中國觀眾（甚至是導演本身）。其它國家的觀眾則多數是被，嚇到。

再來是，由視覺效果協助出現又遮蔽的體能。在前後猶如魔術表演一般的開閉幕大秀，被頌揚的「體能」，其實來自於被電子影像效果入侵後的新人種。一位拿過數次奧運金牌的體操選手，在電影特效常用的「吊鋼絲」協助下，貌似、但又真的非常艱辛地凌空跑了鳥巢會場一圈。在閉幕時，由上百人所攀爬組成的「希望之塔」，在由人體群力變化出炫目圖騰時，幾個被釘在塔腰上的表演者，凌空地作出奮力踩自行車的「象徵」模樣。這些表演一再告訴我們的主軸是，如何「簡單」（而不是傑出運動者由原先的天賦加上後天長久訓練，加上機運等「複雜」因素）地顛覆原始、有限的體能，轉而追求另一種曖昧的卅表象的體能。也就是，在身體表現的同時、卻又同時必須被隱匿的體力卅勞力。但視覺效果卻出奇地好。李寧必須在畫面上看起來很輕盈，幾乎像夢幻一樣；那些快踩的演員，其實有無數的同伴正在背後吃力地支撐；那位貌似天使演唱天籟的小女孩，是另有其人代唱。

總導演非常努力地，要用各種視覺上更為恢宏、協調的美感，來成就這表演想要傳遞的象徵意義。但很吊詭地，它傳遞了什麼樣的象徵「意義」呢？其實沒有。這裡的意義是被震撼的、前所未有的體能想像所爆空的。正像是中國的爆破藝術家蔡國強，不斷以火藥爆破了西方藝術界，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的隱喻性代表。這次表演，也彷彿一再以更為炫麗、更為浩大的視覺震撼，阻止了人們對於奧運、運動過於家常、親切的素樸想像。

最後，這場中國式、電影式體能大秀的kuso，其實是個意外。在萬人矚目的閉幕式裡，眾人都在期待：在中國以前所未有的高規格來舉辦奧運後，倫敦的八分鐘表演會有什麼「更大的」驚奇呢？一輛很普通的巴士，載了各式小人物進場。接著巴士以改裝車的簡單技術，變身成為舞台。一位選秀歌手、一位早年有名的搖滾吉他手，用非常普通（對所有觀眾而言，簡直是太普通）的歌唱表演佔去數分鐘後，終於是億萬眼球期待的足球明星貝克漢出場。但kuso的是，貝克漢沒有吊鋼絲、沒有噴火、沒有變更了不得的魔術。他，只是把球踢了出來。在電視機前面盯著看轉播的我們，被一種非常詭異、不自在的失落感所襲擊。「怎麼會是這樣呢」？簡單來說，倫敦的八分鐘，與中國在這數十天前，與一小時前那星際大戰般規模的表演，以及在這十多天囊括的五十多面金牌所帶來的強國表象的震撼感相比，倫敦的表演簡直太像藍星人（地球人）了。跟倫敦市長在交接典禮中不扣扣子的西裝外套一樣，簡直太褺瀆這場奧運世紀大秀（豈有此理orz…）。

所以這裡並不是要批判張藝謀的法西斯美學與中國式政治，反而是要指出有如倫敦的表演名稱，叫「轉變」(transformation）。自從1984的洛杉磯奧運，被評為奧運更為商業化的濫觴後，北京奧運，在當前中國市場崛起，但它本身又充滿西方無法理解、與根深蒂固的中國神秘感氛圍烘托下，又一次轉變了奧運。它讓國力更附著在各項數字的評比上，在影像效果的營造、與想像力的奔馳上。這種影像及電子效果邏輯，已成新的國際語言。這樣的思維，一再主導著各個階層、擁有及掌握分配統治權力的政治人物們的心靈。很吊詭地，它也愈是市井小民能懂的普及語言。

表象政治，成為真正的政治，也會造就真正的災難戰場。於是，在911之後，白宮急著找好萊塢的電影導演及編劇，思考要如何預防下一波恐怖攻擊。這不是在作形象的控管，像一般簡單的公關形象操作（大家都知道，那只是形象）。這完全是今日玩真的、務實地讓虛擬戰爭納入國防的真正準備。於是奧運找來電影導演主導，並不可笑，而是務實。張藝謀其實要慶幸，他並不是在他先前的幾部電影中，虛擬地操弄了遠無可及的浩大戰爭。那簡直是玩具。而是今天，他真的成了指揮真正的作戰、擔負國防要務的大將軍。如今要突破人們不易饜足的感官與思想，所有人都必須將媒體計劃，納入你行動的想像力與創意之中。媒體成為新競賽的唯一禁藥。不論是罪犯，或是凝聚選票的政治人物、民族向心力的國族。幻見（心理慾望與想像營造的），成了真實。這便是這次奧運帶給世人的，不下於911的震撼。在驚奇與不自覺的喝采中，也讓觀眾背脊有點涼了起來的荒誕感受。

這場奧運太中國嗎？我的中國朋友有點感傷地告訴我，看了奧運開閉幕表演，感覺「中國離世界好遙遠」。我卻感覺，當代、變形金剛、隱喻一般的中國，像那29個虛實難辨的腳印一樣，一步步地，向世界逼近了。

「有什麼好記的！這新聞很『鳥』耶…」
「我們以前去參加地方的活動時，記者是需要上台致詞的，因為我們就是中時派駐在地方的『大使』（那是很高的榮譽），怎麼會覺得自己是『勞工』呢？」

　　前幾天在咖啡廳裡，聽著學生去電視台新聞部實習的感想。帶著她實習的，其實不過是一群23、24歲的「娃娃兵」記者，起薪2萬5千元，一天需交出四則新聞。她所學習到的是：記者會的內容不是重點，那太「鳥」，去追逐衝突、製造衝突、演出長官要求的內容，才是能交差、能讓高層滿意的新聞。隔天晚上，守著看公視【獨立特派員】節目所做的「怒火中燒」專題。繼2001年中時裁撤數百名中南部編輯部的員工後，2005年中晚停刊，2008年無預警宣佈將裁撤半數員工，最後由1200名員工裡，裁撤430人。一群過去活在自己是在「大報」工作幻夢中的資深中時記者，突然像被拋棄的、年華老去的情人，怔怔地說不出那曾有的榮耀感與臨去前的愚忠與眷戀，是怎麼回事。

　　我們對記者的印象，從榮譽、仰慕的知識份子身影，翻轉為鎮日如紅衛兵般的街頭劫掠、侵擾者。娃娃兵記者只需拿著長官指令跑新聞、拍畫面，根本不需要有主動挖崛社會公共議題、作深度的調查報導的自我期許。或者，那愈來愈壓迫式的新聞生產工作，也不容許他們有如此的思想與工作空間。而在中時裁員的喪鐘下，大報記者對自己被踐踏的工作尊嚴與勞動條件的認識，恐怕才剛開始。

　　比如，即便是任職於大報，對工作權的捍衛力量與基礎，仍薄弱得不堪一擊。在6月18日中時宣佈要裁去半數員工後，中時工會以5票之差否決了罷工的提議。8月27日，中時工會以壓倒性的意見，宣佈解散。而在120多位加入工會的中時員工中，白領的記者與編輯，不超過30人。對比菜鳥記者對於自己被壓榨、扭曲的勞動條件與專業價值，毫無所知。大報記者即使開始知道那外強中乾的職業尊嚴與勞動條件，但捍衛它的社會力量，卻如此孱弱。

　　因此，中時事件帶來警訊，絕不僅止於記者工作價值與台灣媒體產業的衰落。不論是否甘願接受這命運，一般民眾甚至被裁員者，我們都沒有聽到太多怒吼與不滿。甚至很吊詭的是，罷工的訴求無法成行，相關的批判也一直未引起民間社會的共鳴。一般民眾甚至員工本身，只能用最低標準來理解：「不是有給遣散費，一切合法」？於是中時的喪鐘，表面看來是無聲無息地投下一顆沈重的石頭，但它的沈重之處，更是台灣不可承受的未爆彈。

　　怎麼說呢？一方面，中時事件見證了私有化媒體產業的最惡劣結果。中時50多年來的資產，完全被報老闆作為財務不透明的私人資產，任意挪用虧空。再以媒體的社會責任及員工權益為代價，賠上民主社會所需要的公共論述空間。政府若未正視這種私有化媒體產業及市場結構的扭曲，台灣的媒體恐怕將只剩以小報化、極端政治立場討好讀者的媒體，無法有民主社會所需的多元意見環境。另一方面，中時資方以市場萎縮及轉型為菁英報的說法，遮蔽了對員工權益的踐踏。不僅漠視其企業社會責任，更漠視中時的資產價值及社會地位，完全是員工50多年來辛苦付出所累積的結果。像這樣的媒體資遺員工事件、媒體工作者勞動條件惡化事件，在我們社會卻永遠只成為必須自認倒楣的個別工作者、以及無數家庭需要自動承擔的惡果。

　　甚至，充斥在社會甚至勞動者自己的想法，也幾乎一面倒地呼應「市場」的說法。合理化資本家對自我利益的維護，卻無法捍衛所有認真付出、維繫社會運作的工作者／勞動者權益。從「市場」的角度，只能慨嘆地說，這是整體報業市場萎縮或是整體媒體環境、科技變遷所產生的必然結果。然而從「社會」及「階級」的角度來看，中時事件更是民主社會是否能保有意見的多元自主、保障勞動及受薪階級工作權、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公共議題及社會議題。從時薪工讀生、家庭主婦到大學教授，我們每個人都活在勞動之中、都是勞工，都有應受到保障的生存條件及生存價值。

　　記者不是囧男孩(註) ，沒有天生可被憐愛呵護的孱弱、天真與無知。作為為生活付出精神、身體與信仰的勞動者，沒有不捍衛自己靈魂與生存尊嚴的退路。中時事件提醒著我們，這絕不僅是勞資糾紛（更困窘的是，居然沒有「糾紛」），而是民主社會能否保障意見多元、保障有尊嚴的勞動條件的重要公共議題與社會議題。不只是白領記者，我們所有的公民及勞動者，難道不也應該一同長大嗎？
（作者為中正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媒體改造學社執委）

註：近期很熱門的國片，以單親、弱勢、隔代教養家庭中的男孩為主角，在充滿童真的困窘樂趣中，也讓我們看到台灣弱勢家庭及孩童的生存困境。

簡妙如

　　中廣股權轉移案在歷經年餘的媒體壟斷爭議後，終於在今年四月三日塵埃落定。原飛碟電台董事長趙少康，在NCC不斷寛限其配偶完成飛碟電台股份轉讓的期限下，正式被通過、合法地成為中國廣播公司的經營者。趙少康也就實質地經營中廣流行網、中廣音樂網、中廣新聞網…等在全台廣播廣告市場、全台廣播收聽率都名列前茅的電台。若將原先趙所主導的飛碟電台列入考量，儘管NCC表示趙已符合當前廣電法令對跨媒體所有權壟斷的規範，但這齣股權轉讓以符合法令的戲碼，果真能讓市井大眾心服口服？而中廣案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及漏洞，仍值得所有媒體公民深思。

時段
(週一至週五) 中廣政論節目 主持人 飛碟政論節目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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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9:00 蘭萱時間 蘭萱 飛碟早餐 唐湘龍
(原「趙少康時間」) (趙少康)*
12:00~13:00 中廣午餐時間 李雅媛 飛碟午餐 鄭村祺
17:00~19:00 文莤的異想世界 陳文莤 飛碟晚餐 董智森(17:00~18:00)
(范可欽的異想世界) (范可欽/週五) 陳揮文(18: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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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日期：2008年5月11日
*趙少康原本自2007年6月4日起主持，但在2007年10月24日宣佈退出中廣時，便改由另一政論節目主持人蘭萱取代主持。

　　
　　由上表的整理來看，每天早、中、晚共五小時的廣播黃金時段，幾乎都是同性質的新聞評論、政治談話節目。就主持人的背景來看，除了中廣午餐時間的李雅媛，較無明顯的政治參與外，其餘的蘭萱（現【火線雙嬌】節目主持人之一，與尹乃菁搭配）、唐湘龍、董智森、陳揮文，以及陳文莤、鄭村祺、范可欽，清一色都是如今較能被辨識其政治傾向的「媒體名嘴」。如果不特別區分的話，我們其實分不清，這些人是在主持電視上的政論節目、飛碟電台，還是中廣的節目。中廣的飛碟化，猶如外星人入侵，早已不是我們過去所熟知的中廣面貌。廣播市場寡佔的後果，首當其衝的便是對民主政治與內容多元性的傷害。在過去不少媒體都曾質疑，早已辭去民視董事長的蔡同榮先生，對民視的新聞報導內容仍有實質影響力。那麼我們是否也可同理質疑中廣及飛碟的政論節目？在其經營者具密切關係的背景下，其言論的黨同伐異與相近性，恐怕只會更形嚴重且全面。
　　再者，廣播寡佔可能會扼殺本地流行音樂的多元性。廣播節目一向扮演推動音樂文化及市場的重要角色，例如英國能有傲視全球的英倫搖滾文化，可以說多元、豐富及具開創性的廣播作為音樂文化沃土，是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過去台灣的廣播電台與DJ等，也對本土流行音樂文化的型塑，發揮過重要作用。倘若廣播出現寡佔，可想見在商業利益考量下，聽眾所能接觸到的音樂內容及類型的多樣性也將岌岌可危。關於這點，美國早已有前車之鑑。1996年美國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FCC）解除相關的所有權管制，掌握全國1200家電台的清境頻道（Clear Channel）在成為全美最大廣播托拉斯後，不僅在商業利益考量下精簡人事、開除具獨立思考能力的員工，更將各地收購而來的電台，變成轉來轉去都差不多、由主流音樂所編成的乏味點唱機。FCC本身的研究也顯示，全美在1996年之後，電台的音樂多樣性明顯減低。換言之，廣播所有權的集中，將使電台播放的音樂逐漸縮限在較具市場性的歌曲。這不僅導致多數音樂家的作品難以流通，也影響本地音樂創作的生機、與音樂文化的豐富性。
　　另外，中廣股權轉移案，也記載了一頁我們對所有權規範法令的重要教訓。在程序上，從去年十月民眾都已知道趙曾宣佈不玩了，而他也早過了完成承諾的期限，但事情最後還是「不予撤銷」，感覺這一切都像玩假的。而趙購買中廣的資金不明，以及很明顯的，所謂降低持股，連市井大眾大概都知道可以怎麼符合法令，又能繼續實質壟斷飛碟與中廣。NCC大可說目前皆不違法，但卻更應該知道，業者會怎麼玩這樣的遊戲。尤其對所謂股權移轉給三位自然人「沒有黨政軍背景，也沒有外資背景」的說法，大抵只是模糊焦點，那些股權買受人與原持有者的關係，以及資金來源，若要消除公民對於壟斷的疑慮，更應受公民檢視。
　　因此，「外星人入侵中廣」的疑慮，並不只是針對中廣，更重要的是思考現今廣電法令對於跨媒體所有權壟斷的規範、設計，與理念。NCC作為主管機關，絕不能徒有政務官之名，卻只行事務官之實，而讓有心人有可趁之機。面對中廣案所呈現出來的廣播實質壟斷問題，必須在未來的通傳管理法草案等相關法規中進行妥善之管理。這些法令包括：一、跨媒體所有權的股權分散規定，相關法令仍有漏洞，應再擴大規範範圍。二、對於外資的限制。三、對廣電媒體之市場主導者的不對稱管制，除應將相關規定之精神擴大涵蓋無線廣播電視外，也可給予壟斷者特定負擔，例如費率管制。當然，基於對言論自由之維護，對廣電媒體市場主導者的行為，包括股權及財務資訊公開、新聞室自主權、一般公民之近用權等，必須要賦予更高要求。

簡妙如

從兩件事談起：春天吶喊與音樂概論課

　　已有十四年歷史的春天吶喊，現已深陷大眾商業媒體、政府、商業音樂業者共同攪和的渾水中。主事者、獨立樂團與獨立音樂樂迷恐怕都在「一年一度的墾丁音樂節」呼喊中，感到一陣迷霧重重的困惑（更有名氣了不是比較好？人多不是比較好？有政府的呵護與協助不是也比較好？但為什麼它味道變了？也被更多人批判而贏不回它原有的尊嚴，這是怎麼回事？……）。原先有其獨特的、從地下長出的春天吶喊音樂文化，強調音樂人與樂迷DIY的共同協作精神，獨立、草根而小眾，更是台灣音樂文化中絕對值得歷史一書的珍貴音樂地景，春吶的文化價值就在這幾年間被上述多方勢力給蹂躪、消耗殆盡。

　　近兩年，我在傳播系教授音樂概論的課，這門課以流行音樂、社會與文化作為討論主軸。在課堂中，我介紹到U2一首著名的批判歌曲，Sunday Bloody Sunday(1983)，那首歌是來自北愛爾蘭的U2為了紀念1972年發生在北愛的一次血腥鎮壓事件，英軍對爭取民權的北愛遊行民眾開槍，造成十三人當場死亡，其中有六人還是未成年的青少年。Bono的歌聲唱著：「我不能相信今天所發生的事情，究竟我們還要高唱這歌曲多久？戰役才剛開始，我們在那裡失去了很多，但請告訴我誰取得勝利，又贏得了什麼？」在北愛爾蘭的這個小鎮，一進入便有紀念著這事件的罹難者畫像，與悼念著事件與追求民主與和平的紀念館。而U2作為一個來自北愛爾蘭的樂團，從早年的非主流樂團到現今的國際事務參與，藉著他們的音樂力量，感染了其它國家無數樂迷的心靈。於是U2便有一種文化氣度，令人感到景仰，於是對於北愛爾蘭的那個城鎮，那個蘊育U2與Bono的社會，我們便更加好奇，更願親訪瞻仰或體會。一個國家、城鎮與土地，它若有所謂的觀光與文化價值，那是因為它的社會文化、歷史所蘊育出來的人民與智慧。它令人景仰的，不是這些受難者，而是那個社會如何珍視自己的歷史，所展現出的令人仰慕的文化氣度。

　　台灣沒有這些東西嗎？台灣有民歌運動，台灣有水晶、新台語歌運動，台灣有交工樂隊、黑手那卡西，台灣有陳永淘，台灣有胡德夫、楊祖珺，台灣有豬頭皮、林強、濁水溪公社。我隨手列出的這幾個（而且根本沒列完…），給我十四堂課，每一個我都能告訴你，他們的作品，如何參與了社會，如何展現了不凡的美學價值，如何擁有動人的文化氣度。每一個我們都能追尋他們的作品軌跡，每一則都能吸引與感動無數乾渴的文化心靈。我的學生在聽過交工的「我等就來唱山歌」、林生祥與鍾永豐的「種樹」、胡德夫的「大武山美麗的媽媽」後就落淚了。他們從不知道，台灣有這麼感人並能疏理、化育我們靈魂的音樂作品。原因是，在他們所接觸的所有媒體中，從未能接觸到這些音樂。我們的文化公民權，再度被商業消費者的身分所完全掩蓋與迴避。但音樂，卻絕不只是商業產品，它完全是一個社會的文化表徵。

文化政策應含納廣電媒體的規劃與願景
　　所以，當我們看到一次又一次地方政府以觀光活動來辦音樂節時，我們終於明瞭，為何這樣的觀光音樂節宛若一齣鬧劇。我們也能明瞭，商業媒體的無知與淺薄，對我們音樂文化的深耕及多元化帶來多大的損害。這些沒有深刻思想及內涵的觀光音樂節，在媒體的剝削下，終究難逃新鮮感喪失而貧血死亡的命運。
　　那麼，可以怎麼作呢？我認為政府在這裡面的角色，絕對要有更具遠見及含納公共媒體想像的文化政策。一方面，它必須更積極地重視本土音樂文化的保存與流傳。因此，在影響文化的廣電政策上，可以由公共媒體帶頭作起，不論是公共電視或未來的公共廣播，都可以設置常態性的本土音樂節目，挹注對於本土音樂文化的音樂人、曲目及表演資料庫的建立，以作為我們音樂相關文藝資產的保存、流通與教育的基礎。在音樂文化的推廣、保存及創新上，英國BBC的Radio１，其著名DJJohn Peel所開設的廣播節目，便是一個公認的典範。該節目長期對於本土、創新或另類流行音樂的引介，不僅造就了多元的英國流行音樂文化，足以與美國流行音樂相抗衡，其所引領的英式搖滾(Brit Pop)影響力更擴及國際社會。
　　另一方面，政府對於商業性的觀光活動以及商業媒體，也可善盡輔導及引導的職責。比如在地方觀光活動的推廣上，可以輔導而非主導的方式，協助商業觀光活動公共文藝展演之間的平衡與互利，而非自己來作為承擔人潮成敗、以商業利益為主導的觀光業者。此外，目前台灣既有的商業媒體因追求收視率及廣告市場，對小眾、非主流及前衛藝文內容的引介嚴重匱乏。因此針對商業媒體，可以採取補助的方案，若商業媒體願意製作具有保存及推廣本土音樂文化的節目規劃，則可得到補助。換言之，公共媒體可以有推廣的商業行為，但也鼓勵商業媒體作出具有公共服務精神的媒體內容。
　　不論是對於公共媒體的規劃，或是對於商業媒體及商業音樂活動的引領與輔導，公共媒體對於文化建設的重要性，都是不言可喻的。一個有配套制度、有文化願景的文化政策，便應包含擴大公共廣電媒體的建制。它既能致力於文化表意不被政治力與經濟力所牽制，廣泛引介國內外的藝文資訊與活動，保障文化公民的接觸機會與權益 。同時，公共媒體也能讓更為多元的藝文團體，持續有發表創作、接觸閱聽眾的媒體平台。公共媒體的完善資源與制度，可說是文化政策不可或缺的基礎建設。對於台灣當前主流音樂文化及媒體報導思維的貧瘠，更是迫切需要的規劃。
當這塊土地的人民，不是用觀光看熱鬧的心情來親近音樂，而是用愛護與驕傲的心情，來對這些音樂如數家珍，並帶著寛容與期許，給予更新的、多元的音樂世代更多空間，那麼一個可以綿延流長的文化，便有它札根的延續的生命，可供瞻養、慶賀與體會。如果所謂的政策，其實是行使分配公民資源分配的權力，那麼請停止永遠只知道辦熱鬧觀光季的政策思維，扎根地運用公共媒體，有系統地保存與傳佈屬於我們社會珍貴的、多元的音樂文化資產。讓我們走出喧鬧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音樂／觀光迷霧，讓公共媒體的文化政策成為在前方指引著台灣音樂文化照亮自己的一線光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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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鏡子與DIY：談「自拍」如何成為快感來源

簡妙如
　
　　從陳冠希到日前的Mini事件，二者在不同時間都因為性與窺人隱私而備受矚目，引起社會輿論或正或反的一陣道德批判。在這些批判中，有不少頗為進步的觀點，比如護衛當事人的私人自拍權利，並直指媒體刻意炒作窺視以謀利的心態；或者護衛這其中的網路自由，批判警察的不當介入，批判草根民眾所關心的名人隱私被排拒於主流公共領域之外。或者也有女性主義的論點，讚頌自拍科技讓女性首度擁有了自己的身體。然而在這裡，我想要煞風景一點地，將這些春意盎然的自拍事件，再拉到近來更廣泛的自拍現象，一併討論。近者如台灣媒體近日報導的數起國中生校園暴力自拍及上傳影片、國中生掛在公車後保險桿上的自拍及上傳影片，以及大學生虐狗的自拍上傳影片、網友慶祝勝選自拍裸照上傳行動…等等。遠者則如去年四月發生於美國的維吉尼亞理工學院校園槍擊事件，開槍掃射的凶手，在事前便已郵寄給NBC的「自拍」影片。

　　然而，愈來愈多的自拍，其實提醒了我們每個人都隱約感染的影像科技狂熱。一方面，這是數位影像產品的商品效應。這時代的消費性媒體商品，比如數位相機、攝影機、照相手機、內建webcam的電腦、網路個人部落格…，哪一個不是要我們成為自拍狂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Cybershot」，「你也會是影音大師」、「沖高你的點閱人氣」…。筆者於先前討論超級星光大道的文章中曾指出，大眾媒體中的真人實境秀，展現出我們愈來愈想看到骨子裡的慾望，不論是他人家務事、隱私甚至私密的內心反應。但這種看到骨子裡的慾望，在消費性影像商品的鼓吹下，其實觀看的對象，更是自己。當然，也更具有普遍的商品價值。這可說是當前媒體產品的「鏡子與DIY」經濟邏輯：既鼓吹自己拍自己的商品用途，像無止盡的攬鏡自照，也鼓吹自己生產及傳佈的DIY媒體實踐，造就人人都是業餘明星及傳播者的風潮。

　　另一方面，這種鏡子與DIY的影像科技狂熱，更來自於我們在大眾媒體時代所豢養的觀看慾望。相較於大眾媒體時代，新興的數位影像產品能讓我們看到某種想像中的自己，或DIY創造更多面的自己。小從數年前流行的大頭貼，到現今隨時在聚會場合中，此起彼落的數位相機及照相手機的新姿勢：將鏡頭從捕捉外在世界翻轉為面對自己。而愈來愈低門檻，從攝影機到電腦影像剪輯轉體或網路平台，簡易可DIY操作的媒體科技已愈來愈成為許多人的生活必需品。那俏皮的、不同角度的表情，那斤斤計較的不完美立即「殺掉／刪除」的便利性，那愈來愈多可與他人分享的上傳平台。我們即使不被過多的轉向自己的鏡頭閃燈與快門聲所炫惑，恐怕也會被過多超出整理負荷的工作給累斃。比如要挑選刪除照片，還要分類、下標題，還要分享或上傳給他人。然而，這愈來愈能對我們調情的鏡頭，而不是鏡頭裡的畫面，卻讓我們樂此不疲。

　　是那分享的簡易科技令我們著迷，我們自己就是媒體。但卻不是用來發佈公民新聞或翻譯全球之聲，而是先從不需想太多論述的、自己的身體開始。雖然這個開始，其實也很好、很具正當性。

　　但問題在於，大多數的鏡子與DIY快感稍微整齊單一了一些。更多的是，僅是對大眾媒體的模仿與欽羨。這是因為，大眾媒體影像已愈來愈是我們耳濡目染已久的、有力的表述形式與符號語言。也許有人在網路時代慨嘆文字能力的喪失，但其實新世代愈來愈被媒體影像文化所影響的表述方式，也仍在顯露更深遠的影響。

　　初期，那是一種簡單的模仿，比如就著我們早看習慣的MV或電影，學習拍攝的主題、畫面角度與節奏。再來，是一種對於新聞媒體權威，也就是作為一種傳播管道的模仿。讓自己可以被發佈出去，被他人知道與觸接。最後，就是不能不活在影像裡。這樣的表述形式，除了讓我們對自己的影像更為顧影自憐外，我們也愈來愈需要有觀眾，愈來愈由想像觀眾的存在來獲得快感。於是影像像是被解放了，充斥了素人自拍的新興趣味。但最終，我們所做的事，都必須透過在影像中曾經存在，才能反過來肯定自己的存在，並進一步以獲得影像的存在為目標、以此為價值。我以為，這便是維吉尼亞事件給我們的震撼之一。那掃射者如何在殺人計劃裡，也規劃好他將如何出現在大眾媒體中，他可以DIY完成他所預料的媒體報導邏輯，完成他這個可怖的殺人以及傳播的雙重計劃。而陳冠希事件的初始，他第一次的道歉影片，也以自拍的形式現身。彷彿那種自我掌控，才能讓他活在自己對影像的預先規劃中，較有安全感與自我掌控性，一如他的私密照片。

　　於是，我們可以推衍這樣的「我即媒體」的快感，而不是性慾的快感本身，如何蔓延在自拍的文化現象裡。明明是殘酷的虐狗、毆人行為或犯罪，卻在作為影像主角、作為DIY拍攝者及主導者的快感中，忘卻了它的殘忍與不義性。媒體不再是探索世界或捕捉、紀錄世界的利器，個人媒體首先及最先，就是作為一面鏡子，映照自己。但這鏡子所映照而出的，卻多是受到大眾媒體影像所影響的、模仿的自己。再來就是一種DIY，在作媒體的過程中，也得到賦權的快感。

　　當我們不得不生活在影像裡，不僅自我的可能性有它放大的一面，其實也有它被禁錮的一面。同理，現今讓人只生活在影像邏輯裡的媒體，它有解放主體的一面，其實也有限縮媒體可能性的一面。媒體科技商品及媒體文化，分別由兩面形塑了今日的自拍現象。當然，如果不是我杞人憂天的話。在下一次我們按下快門時，我們是否能自毫地說，我們已經擺脫了只是鏡子與DIY快感而有新的創造性呢？讓我們一起來發掘這樣的可能性，也一起作作看吧！（喀擦＊）

Tuesday, Feb 26, 2008, Page 8

Recently, the fire at the Cloud Gate Dance Theatre (雲門舞集) rehearsal space and warehouse has incited public concern over the government's cultural policies. As the troupe's leader Lin Hwai-min (林懷民) criticized politicians for paying lip service to supporting culture but lacking any long-term vision, various civic bodies correspondingly expressed their concern and support.
While criticizing the meagerness of the government's cultural budget, the argument also emerged that funding is not the only issue involved. With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moving into the debate phase, we feel that whether the candidates hold the typical politician's narrow and mistaken attitudes toward cultural policy is an issue of concern to the public.
Cultural policy cannot be sustained by only ideologies of efficiency and utilitarianism. In recent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repeatedly put forth slogan-style cultural and education policies, such as: "50 billion in five years," "The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y development act" and "The digital content industry development act," which easily turn culture into a target to be achieved in a few short years, or use "culture and creativity" as a selling point for rapidly increasing the GDP and increas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Unfortunately, culture is still relegated to being a means to an end, without putting forth the depth of vision that a strong cultural policy requires.
Cultural policy should be severed from the sterile mathematics of economic language. Hsieh's "happiness economy" and Ma's suggestion of elevating the Council of Cultural Affairs (文建會) to a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re both suffused with economic conceptions, being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rather than cultural policies.

The nurturing of arts groups relie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long-term policy rather than dishing out money and awards and dealing with cases on an individual basis when the opportunity arises. In addition to the plan to reuse vacant space for long-term rental by arts groups that has gained popularity following the Cloud Gate incid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consider more proactively instating a subsidy system, so that artists who find it difficult to obtain social resources can still maintain their creative livelihoods.
In addition, artistic and cultural creativity require a media platform for circulating, preserving and displaying information. Currently, Taiwan's commercial media only cater to viewer ratings and the advertising market, and there is a serious media shortage of space for non-mainstream and avant-garde culture for smaller audiences.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media resources devoted to promoting culture is self-evident.

On one hand, such a policy could work to ensure that cultural promotion is not curbed by political or economic forces and introduce the public to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news and activities.

On the other hand, public media can provide a greater variety of cultural groups with a media platform to show their creations to audiences. Sufficient resources for a good public media system are fundamental for a cultural policy.
We call on the two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to abandon their vague, shortsighted campaign promises and rethink the core values necessary for a real cultural policy. Returning to a visionary view of culture would promote a more dynamic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advance culture's economic value.

In addition to encouraging the valuable creation of art and culture and increasing the "output value" of culture, a cultural policy should be linked with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 media structure and cultural history.

One can tell if a government has cultural vision by observing the extent to which it leads society -- unbiased, strategically and systematically -- toward cultural values that are more democratic, diversified and capable of acknowledging differences. I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of political slogans, the public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thoughts on cultural policy.

Jian Miao-ju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t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ang Shih-ch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ame department. Both are members of the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Translated by Angela Hong and Anna Stiggelbout

　　日前，雲門失火事件燒出國人對於政府文化政策的關懷。在林懷民沉痛批評政治人物僅把文化當口號、毫無文化願景之際，各界都表達關切與認同。除了批判政府文化預算過低外，也逐漸有「這不只是文化預算問題」的呼聲。值此總統大選即將進行辯論之際，我們以為，檢視兩位候選人是否又重蹈政治人物對於文化願景及文化政策問題的狹隘認知與錯誤態度，是全體公民應關心之事。

公共媒體不可或缺
　 其次，文化政策應該擺脫化約的經濟語言。不管是謝長廷的「幸福經濟」，或者馬所提的將文建會升格為「文化觀光部」的構想，都只見經濟思維，其實是產業經濟政策，而不是文化政策。比如，對於藝文團體的扶植與培養，首重長期制度的建立，而不是凡事給錢、給獎，再看特例來個案執行。除了因雲門事件而廣受迴響的閒置空間再利用、長期提供藝文團體租借使用的規劃外，也可考慮更積極地建立補貼制度，讓獲取社會資源較為困難的文藝創作者，用較低的成本維持創作生活。
　　此外，藝文創作更需要有資訊流通、保存以及展演的媒體平台。目前台灣既有的商業媒體因追求收視率及廣告市場，對小眾、非主流及前衛藝文內容的引介嚴重匱乏。相較之下，公共媒體資源對於文化建設的重要性 ，不言可喻。一個有配套制度、有文化願景的文化政策 ，便應包含擴大公共廣電媒體的建制。一方面它能致力於文化表意不被政治力與經濟力所牽制，廣泛引介國內外的藝文資訊與活動，保障文化公民的接觸機會與權益 。另一方面，公共媒體也能讓更為多元的藝文團體，持續有發表創作、接觸閱聽眾的媒體平台。公共媒體的完善資源與制度，可說是文化政策不可或缺的基礎建設。

重新思考核心價值
　　我們公開呼籲兩位總統候選人應拋開短視而空泛的賄賂式政見，重新思考文化政策的核心價值。回復具有主體性、有願景的文化思考，反而更能促進政治上的民主動能，以及經濟上的價值。文化政策除了是鼓勵美學文藝的珍貴創造與經濟「產值」的提升，更應廣泛地與教育體系、媒體結構，以及文化系譜的保存與發展等議題串聯思考。一個政府是否有文化願景，就在於它如何不偏廢地、有策略有方法地，引領我們社會朝向更為民主、多元，承認差異的文化價值與內涵。在當前政見口號隨處發送之際，讓我們所有的公民一起來關切與檢視，一個總統級的政治人物應有的文化政策思維吧！
(簡妙如為中正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唐士哲為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兩人皆為媒體改造學社執委_)

　　如果你又被百貨公司週年慶鋪天蓋地的廣告給淹沒。或者，你曾在娜歐蜜‧克萊恩的【No Logo】一書中，好奇於她對80年代晚期崛起於北美的文化反堵運動(culture jamming)的勾勒。那麼你絕不能錯過同樣來自加拿大，同樣是女性的導演吉兒‧夏普(Jill Sharpe)，在2002年便以流暢好看的影像語言加以描繪，同樣有很多廣告訊息的紀錄片：【文化干擾－駭進商業文化】(Culture Jam: Hacking Commercial Culture)。

　　結合藝術、媒體、劇場行動主義以及嘲諷，文化干擾(Culture Jamming)可說是民眾對商業主義的全面壟罩，從地底、下水道所湧現的塗鴉式創意反彈。

　　而在【文化干擾】一片中，導演則紀錄了三組不同路線的文化干擾行動者。在舊金山自稱受到蝙蝠俠啟發的「看板解放前線」(Billboard Liberation Front)；在多倫多以貼紙、奇異筆四處解構廣告符碼的卡莉‧史塔斯高(Carly Stasko)，被稱為媒體母老虎(Media Tigress)；還有在紐約時代廣場的「停止血拚教會」(Church of Stop Shopping)，靈魂人物比利牧師(Reverend Billy)以創造尷尬情境的戲劇呼籲人們停止購買迪士尼商品、反思迪士尼所代表的財團剝削行為。

　　這些行動者及他們的反抗活動，其實都非常有趣，好看，有時還流露出深厚精鍊的美學理念。但就像這部紀錄片本身的輕快節奏，在搞笑有趣的行動底下，我們卻能看到這些街頭文化駭客所要揭露的深刻議題：今日全球化的商業主義，並不是資本的無遠弗屆，消費的無限便利，而是生活空間及思想空間全面地被商業主義及利益所侵佔與殖民。四目望去再無一處沒有被廣告或商標所覆蓋，再沒一刻耳邊不是充斥著要人們消費以獲得更好生活的宣傳。街道、高樓、公路旁的看板、等公車搭捷運的座位四周，連上廁所的眼前牆壁，都開始被可播放廣告的螢幕、標語所佔據。我們幾乎無路可逃。

　　「何時開始我們的雙眼被出租？」卡莉慧黠的貼紙，這麼提醒著所有人。那我們為什麼不生氣呢？文化干擾行動的作法就是：最好不要花太大力氣與成本，聰明一點又要有格調地，讓那些惹毛我們的人也生氣一下。比如把「Hit Happens」改成「Shit Happens」。

　　然而以商業文化或企業財團為敵還只是表象，文化反堵行動真正訴求的對象，其實是所有浸淫在媒體廣告及商業文化壓迫中而不自知的「消費者」。文化干擾不僅是要取回我們對於公共空間的使用權，更重要的是，也重新喚醒我們在消費者之外的文化公民身分以及主體意識，甚至是卑微的發言及回應權利。

　　「看板解放前線」那些載面罩行動的五十多歲怪伯伯們，很有創意而搞怪地告訴我們，這是一種「健康的打耳光」。他們要揭櫫人們根本失去言論自由的實況，因為想要發言「全需花錢買」，更批判商業主義真正的罪行，就在於「對消費者心智的濫用」。比利牧師則讓圍觀路人在不舒服或下巴快掉下來的驚異中，停下來思考一下。聖誔節不一定非要買剝削遠方童工的血汗工廠商品－米老鼠或白雪公主，聖誔歌可以是「Stop shopping, start shouting」。卡莉‧史塔斯高的一番話，則更是對終日在建構我們心靈的媒體環境的反抗：「貼紙和干擾是想建立以前沒有的對話，表達對沒有對話的憎恨，參與我的環境。因為環境充斥著影像和訊息，可能會對我造成影響，這是把影響回應回去」。

　　如果企業所建構的一切品牌，目的就是要在消費者心中建立關於品牌精神及價值的共識(mindshare)。那麼在品牌符碼上的塗鴉與改造，就是在宣示：誰跟你有共識！

　　當然，片中的兩個小片段，則讓我心有戚戚、別有所感。一則是比利牧師對於紐約時代廣場的觀察與憤怒，這其實緣自90年代後紐約市將原先充斥藝術家、小攤、罪犯與流浪者的廣場進行改造，改造的方式便是引進更多財團企業的進駐。於是迪士尼開始驅逐小販，警察則到處抓人，「只要你看起來沒有信用卡」。在這裡被忽略的或未被明指批判的，其實正是政府公部門及公權力作為商業主義推手，予以全面護航並壓迫弱勢者的不義與失責。

　　另一則，則是卡莉在課堂與大學生談她的文化干擾行動及理念時，學生現場的反應：「妳所說的，跟我們在學校所學，完全是另一條路」。這的確是我們另一個思想環境的實況：全面走向職業訓練及認同商業主義目標的知識及教育體制。要對如此更為根本地支持全面商業主義的思想空間有所反思，包括教室以及大學教育體制，包括討論公共議題成效遠低於宣傳消費主義的媒體，恐怕更是另一個與下一個需要文化干擾的思想地盤。

　　過去電視裡會呈現的豪華場景，美貌與才華卓絕的明星，精雕安排的戲劇情節、驚彩資訊與橋段，在五十多年的電視經驗下，觀眾都不再感到新奇了。於是鏡頭轉向平凡人，才能帶來不同的樂趣。電節目的題材好像總也這樣輪迴。但超級星光大道，並不只是像五燈奬那樣的素人歌唱比賽節目。它是進化版的，平凡人追逐明星夢的大型集體電玩，一種平凡人的名人樂透(a lottery of celebrity)１。觀眾的參與感是更為濃烈刺激的。觀眾想看的不是高高在上、遙不可及的明星，而是一步一腳印，有規則有方法，並且在觀眾多重參與見證下，可以亟及的凡人明星夢。

　　再來，看到一般人成為主角還不夠，我們想看更多。參賽者的個人背景與內在，一一被挖掘出來。楊宗緯的謊報年齡，李千娜的年少離婚又有兩名子女。不只觀眾可好事的挖，記者更可好事地有許多花邊報導。而製作單位對於參賽者的內在同樣緊追不捨。每一次落敗走進失敗隧道的落淚感言，鏡頭一定要立即捕捉剛下場的即時心情。那時的懊悔或胡言亂語，最真誠，當然也最具可看性。如果不立即訪問，鏡頭也要定格在失敗區的參賽者，用反白的畫面，暗示他／她現在的忐忑不安。這畫面，彷彿也在觀眾心中開了一條直通參賽者內心世界的管道。此外，在遊戲規則的設計上，最好是還能再挖出些什麼的特定主題。比如出生年代的歌曲，最難忘的人與歌曲。一首首要參賽者交待理由，交出一則則個人真實故事，最有看頭。於是我們知道有人來自單親家庭，有人自小失去雙親。那些悲傷的自我揭露的眼淚，在真實故事的烘托下，更為引人。這也讓每首歌曲、參賽者，比起五燈獎時期的歌手、溫和端正的主持人，來得更為激情，更具可看性。

　　最後，觀眾想更深入地觀看，還延伸到節目外。下了節目後，網路和茶餘飯後的討論更精采。比如星光二季的一位參賽者被淘汰了，但網路上卻引爆一項熱烈討論，那個號稱被淘汰者的最好朋友（另一位參賽者），居然詭昧一笑。那是慶幸的冷笑，還是悲傷的嘴角抽搐？網路竟然吵翻天。網友熱心地還原與重建各個比賽現場，某一週的評審不公，使節目有作假嫌疑，某一週的參賽者表情費解。節目裡熱鬧，節目外的情節更是懸疑刺激、幾近無厘頭。我們看得很歡樂，那參賽者，那節目，那所有現場的比賽，一則則，都不能有距離。一則則，都必須被千萬隻眼仔細檢視。歌唱比賽節目，其實更像是一場全民電玩遊戲，看得愈激烈，分數也會愈多，得到的快感，也更真實。這是好看的選秀節目，可以緊緊抓住觀眾目光的緣故。從參賽者的裡裡外外，從節目的裡裡外外，從觀眾討論的裡裡外外，閱聽人都能多方多重、更有參與感地擁有整個觀看過程。這也是更能看到骨子裡的真正形式：內容的驚悚只是幌子，能帶來更具刺激感的觀看過程才是吸引人的地方。

　　從照鏡子般的快感，到看到骨子裡的驚奇，這好像就是超級星光大道帶來的觀看樂趣。但如此的觀看文化，其實與我們的新聞台非常類似。電視新聞在台灣的經營與製作方式，早就是一種娛樂性質更甚的真人實境節目。不斷地追逐事件發生的現場，不斷地只報導可引發驚奇觀看效應的表象。那種急促的口吻，那拉扯晃動的鏡頭，那不斷放慢重播的衝突場景。表面上新聞追追追也是在滿足觀眾想看新聞看到骨子裡的慾望，但我們看到的，永遠是非常表面的驚奇表象。電視台只想和娛樂節目一樣，極盡所能以帶有刺激感的觀看過程來留住觀眾，卻缺乏娛樂節目追求娛樂效果的正當性，更無法滿足想了解新聞內容、想深入公共議題的公民渴望與需求。作為愈來愈精明挑眼的觀眾，我們的確是想看到骨子裡，但那是新聞議題的實質骨肉、分析條理，而絕不能只是讓人毛骨悚然、震驚反胃的畫面橫飛。

註：
1. Andrejevic, Mark （2004）. Reality TV: The work of being watched. Oxford & NY: Rowman & Littlefield, p.68.

「你是姐姐...在我的世界...」
「我的姐姐...我的世界啊」
（唱什麼啊！？）

「我的世界...我的世界 ... 」（輕快）
（是「我是世界」還是「我是小姐」？）

「我的姐姐...我的世界啊...就是我的世界..當我姐姐」（激動）

（----拍手！！太棒了！）
（nono得意）

「Da Si Jo...$#%...Da-jo----」
（韓文口白！？再繼續, 再繼續)

「答拉係啊...你是怎樣...」(終結)
「謝謝大家」

　　近期中子創新公司將「台客搖滾」註冊成為其所擁有的商標爭議，已引起法律面及音樂文化創意面的批判。然而中子的聲明卻一再辯解，「台客搖滾」是該公司投入大量資源所建立的「原創品牌」。甚至自陳「台客原本是帶有貶抑性質的字眼」，經其不斷「提昇台客在各種創作上的價值」，才使「台客成為一個正向的名詞」。針對這樣的說法，我們或可進一步釐清，到底誰能創造台客搖滾？而中子創造的又是什麼。

　　那麼台客搖滾嘉年華，是在販賣這些音樂與精神嗎？恐怕也不是。中子所販賣的「台客搖滾」（或其所謂的原創性），比較是在於將「台客搖滾」的音樂文化意涵，逐步打造為可娛樂（或揶揄）、也可消費的特定生活風格認同。更進一步的創意，則是讓音樂節成為台灣底層文化的奇觀體驗營。請來八家將、電音三太子作為暖場，民眾可以一邊聽搖滾樂、吃圓環夜市小吃，一邊看電子花車、鋼管女郎秀、布袋戲，甚至聽到演唱〈倒退嚕〉的傳奇歌手黃克林…等。

　　因此，正確說來，中子創造的其實只是名為「台客搖滾嘉年華」的活動，而不是「台客搖滾」。其中所挪用的台灣搖滾與庶民文化，也已經過一定的改造與再包裝。比如，這些音樂人最好能配合演出、更符合刻板印象中的“台客味”，才能更有賣點。像伍佰就得經過一番掙扎後，自承自己就是台客，要與台式電音天后謝金燕對唱才有話題性；而張震嶽與McHotdog的“我愛台妺”，則一唱再唱成為其所推動的台客搖滾意象中的芭樂歌。這樣的嘉年華會商品，並不能等同於「台客搖滾」一詞原能擁有的豐富意涵。

　　其次，中子宣稱，其台客商標化的努力，是在將「台客」去污名化成為正向名詞。在2005年以來，中子的確以文化行銷的手法，包括在報紙藝文版與誠品好讀雜誌，在中產階級文化圈中，成功地將「台客」反轉為時髦流行的話題。但與其說這是將台客去污名化，還不如說，這是將「台客」成功地娛樂化、商品化。在此，並不是要將商業及文化對立起來。而是要去指出，在這種將台客商品化的建構下，台客搖滾嘉年華會的內涵與實質的利益分配，不僅與它所扣連的台灣音樂人無關，更與將台客去污名化的使命感無關。反而中子所作的，是將過去各種刻板化的台客意象與音樂予以拼貼，成為一種嘲笑聳、也裝聳的娛樂商品，用來販賣給中產階級。這樣一個中產階級商品迴圈，實際上與庶民文化的台客生活圈，也缺乏實質有力的扣連。

　　所以不論是將「台客」或是將「台客搖滾」註冊，中子公司都明顯是越界犯規了。而這樣犯規的後果，卻正好會回過頭來傷害其所標舉的「台客搖滾」。一旦「台客搖滾」成為一個被註冊、壟斷的商標，則不僅音樂創作者將失去以「台客搖滾」為基礎的創作空間（比如不能自己再去標舉、或創辦任何以台客為名的音樂創作或活動）。另一方面，「台客搖滾」也將只能作為一個「死」的品牌，只是讓一個特定的公司藉此牟利。台客搖滾也永遠無法發展成像「英倫搖滾」(Bripop)那樣的一個「活」的、「多元的」音樂類型，繼續讓所有的在地音樂創作者參與形塑過程，讓所有樂迷共同享受。所以，究竟誰能創造台客搖滾呢？可以確定的是，中子參與創造的是「台客搖滾嘉年華」活動，但不是「台客搖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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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2007.08.18　
台客搖滾 不能被壟斷
簡妙如

近期中子創新公司將「台客搖滾」註冊成為其所擁有的商標爭議，引起法律面及音樂文化創意面的批判。然而中子的聲明卻一再辯解，「台客搖滾」是該公司投入大量資源所建立的「原創品牌」。甚至自陳「台客原本是帶有貶抑性質的字眼」，經其不斷「提昇台客在各種創作上的價值」，才使「台客成為一個正向的名詞」。針對這樣的說法，或可進一步質問，到底誰能創造台客搖滾？而中子創造的又是什麼。

首先，從二○○五年以來，被拱上台客搖滾的代表音樂人，便是在九○年代初的新台語歌運動中佔有重要地位的伍佰、豬頭皮等人，以及九○年代後期興起的台灣搖滾樂團世代，包括濁水溪公社、董事長樂團、五月天，還有眾多在小舞台演出的獨立樂團。因此，就音樂文化的層面，中子所謂的原創品牌，其實是建立在這許多台灣創作音樂人近二十年的音樂結晶基礎上，這顯然不是中子公司可一手獨立創造的。

那麼台客搖滾嘉年華，是在販賣這些音樂與精神嗎？恐怕也不是。中子所販賣的「台客搖滾」（或其所謂的原創性），比較是在於將「台客搖滾」的音樂文化意涵，逐步打造為可娛樂（或揶揄）、也可消費的特定生活風格認同。更進一步的創意，則是讓音樂節成為台灣底層文化的奇觀體驗營。請來八家將、電音三太子作為暖場，民眾可以一邊聽搖滾樂、吃圓環夜市小吃，一邊看電子花車、鋼管女郎秀、布袋戲，甚至聽到演唱〈倒退嚕〉的傳奇歌手黃克林…等。

正確說來，中子創造的其實只是名為「台客搖滾嘉年華」的活動，而不是「台客搖滾」。其中所挪用的台灣搖滾與庶民文化，也經過一定的改造與再包裝。比如，這些音樂人最好能配合演出、更符合刻板印象中的「台客味」，才能更有賣點。像伍佰就得經過一番掙扎後，自承自己就是台客，要與台式電音天后謝金燕對唱才有話題性；而張震嶽與McHotdog的「我愛台妺」，則一唱再唱成為台客搖滾意象中的芭樂歌。

其次，自二○○五年以來，中子在報紙藝文版與誠品好讀雜誌，在中產階級文化圈中，成功地將「台客」反轉為時髦流行的話題。但與其說這是將台客去汙名化，還不如說，這是將「台客」成功地娛樂化、商品化。在此，並不是要將商業及文化對立起來。而是要指出，在這種建構下，台客搖滾嘉年華會的內涵與實質的利益分配，不僅與它所扣連的台灣音樂人無關，更與將台客去汙名化的使命感無關。反而中子所作的，是將過去各種刻板化的台客意象與音樂予以拼貼，成為一種嘲笑聳、也裝聳的娛樂商品，用來販賣給中產階級。這樣一個中產階級商品迴圈，實際上與庶民文化的台客生活圈，也缺乏實質有力的扣連。

所以不論是將「台客」或是將「台客搖滾」註冊，中子公司都明顯是越界犯規了。而這樣犯規的後果，卻正好會回過頭來傷害其所標舉的「台客搖滾」。一旦「台客搖滾」成為一個被註冊、壟斷的商標，則不僅音樂創作者將失去以「台客搖滾」為基礎的創作空間。另一方面，「台客搖滾」也將只能作為一個「死」的品牌，只是讓一個特定的公司藉此牟利。台客搖滾也永遠無法發展成像「英倫搖滾」(Bripop)那樣的一個「活」的、「多元的」音樂類型，繼續讓所有的在地音樂創作者參與形塑過程，讓所有樂迷共同享受。所以，究竟誰能創造台客搖滾呢？

（作者為中正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媒改社成員）

今年的貢寮海洋音樂祭，請來當代最能代表中國搖滾的崔健壓軸演出。「壓軸」，意味著整個音樂活動的最高潮。但事實上，當崔健十點半終於要登台前，幾萬人潮卻在聽完張震嶽與MCＨotdog之後，一波波地往回走；這時上千的崔健死忠歌迷，奮力與偌大人潮往相反方向的主舞台走去，反諷地在暗夜沙灘上形成一個大反差的交叉線。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崔健在台首演，就在被擺錯位置的尷尬中出現與結束。

不過在大眾媒體報導中，海祭卻仍不脫「單日湧入破紀錄十幾萬人次」、「艷陽沙灘音樂比基尼」、及「勁歌熱舞High到深夜」等標準框架。海祭似乎就在有搖滾巨星妝點的地方觀光活動中，畫下句點。如果深具批判力道的崔健，能夠激發我們反思，那麼是不是該追問：以公部門資金挹注舉辦的海祭，在連續辦了八年後，到底對於我們的音樂、社會、與文化，有怎樣的貢獻、又有怎樣的影響？

台北縣府以每年2000萬經費在福隆舉辦的海祭，初期因為音樂風格鮮明，加上夏日倘佯沙灘享受免費音樂的迷人氣氛，不但鼓舞了獨立音樂，也推動了地方觀光，形成一個完美的文化經濟範本。然而，當地方政府競逐表面政績、而陷入人潮與經濟效益等「數字迷思」之下，公部門資金不足以支撐規模愈趨龐大的海祭。引入大資本的7-11贊助，使得思樂冰的巨大模型及各類商品，盤據在搖滾音樂與海天之間。而以人潮及選票為依歸的政治人物，也愈來愈無法忍受原本以反叛及小眾為主的品味，轉向擁抱商業的主流音樂。過去海祭所帶起的較為深刻、且具紮根意義的獨立音樂文化可能性，就這樣逐步被稀釋與扼殺。

所以這兩年的海祭，不復見初期「拿主流音樂唱片換獨立音樂唱片」的文化宣示；不復見2005年獨立音樂人推動的「愛音樂、救沙灘」下，參與者對貢寮核四電廠、福隆沙灘流失等在地環保議題的省思；也不復見從2004年開始，透過紀錄片對參賽樂團的音樂夢想、以及見證福隆沙灘音樂盛事的史料意義。甚至，甫於台北電影節得獎，由北縣府發包、紀錄2005年海祭當中官方、商業、音樂、與環保之間衝突矛盾的紀錄片《海棠、馬沙與珊瑚》，在地方政黨輪替後，竟荒謬地遲遲無法發行。出資的北縣府對於海祭的想像，似乎停留在短視近利的媒體宣傳與觀光經濟，使得這個應長期耕耘、有在地意義的珍貴音樂及文化資產，遭到漠視與棄置。更不用說，台北縣內至今還未出現獨立音樂可持續演出的展演場地。

今年由於官方在五月底才確定得標者，倉促作業下使得獨立樂團報名數量大減，各項規劃也愈來愈像官方標案。崔健的搖滾，與海祭培養出來的海灘觀光客難以契合；而獨立音樂的樂迷，卻又已被連年擁擠、觀光趕流行氣氛更甚於音樂的人潮搞得胃口盡失。當搖滾樂迷提不起熱血殺到海邊朝聖時，就會出現今年如此尷尬又殘酷的結局。因此不甚明白海祭生態的崔健，在演唱反思中國與香港關係的〈超越那一天〉時，竟召喚出多名清涼辣妹上台共舞。以音樂為名、觀光為實的海祭，激不起聆聽與討論搖滾的熱情，也導致兩岸錯失了藉由崔健首度登台，在音樂、文化、乃至政治上對話的絕佳機會。

海洋嬌媚依舊，音樂動人依舊。但要使海祭中的音樂與觀光共存，就不能隨只求數字政績與宣傳的政治人物、以及湊熱鬧的媒體共舞。目前僅止於每年一次的大手筆「觀光節」音樂祭，只是逐年耗損樂迷與音樂人的熱情。政府必須拿出長期與持續的文化政策與作為，包括對各地的中小型展演場地的經費補助與行政協助、扶持與獎勵獨立樂團的作品出版及流通、及尊重專業的音樂祭主辦者的自主性等，才能讓音樂扎根。真正的音樂表演及聆聽文化，跟拚數字政績及觀光經濟的官辦演唱會，已到了必須分道揚鑣的時刻。
（作者二人皆為媒改社成員、中正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

今年的貢寮海洋音樂祭，請來當代最能代表中國搖滾的崔健壓軸演出。但事實上，當崔健十點半終於要登台前，幾萬人潮卻在聽完張震嶽與MC
Hotdog之後，一波波地往回走；這時上千的崔健死忠歌迷，奮力與偌大人潮往相反方向的主舞台走去，反諷地在暗夜沙灘上形成一個大反差的交叉線。

不過在大眾媒體報導中，海祭卻仍不脫「單日湧入破紀錄十幾萬人次」、「艷陽沙灘音樂比基尼」、及「勁歌熱舞High到深夜」等標準框架。如果深具批判力道的崔健，能夠激發我們反思，那麼是不是該追問：以公部門資金挹注舉辦的海祭，在連續辦了八年後，到底對於我們的音樂、社會、與文化，有怎樣的貢獻、又有怎樣的影響？

台北縣府以每年兩千萬經費在福隆舉辦的海祭，初期因為音樂風格鮮明，加上夏日倘佯沙灘享受免費音樂的迷人氣氛，不但鼓舞了獨立音樂，也推動了地方觀光，形成一個完美的文化經濟範本。然而，當地方政府競逐表面政績、而陷入人潮與經濟效益等「數字迷思」之下，公部門資金不足以支撐規模愈趨龐大的海祭。引入大資本的
7-11贊助，使得思樂冰的巨大模型及各類商品，盤據在搖滾音樂與海天之間。而以人潮及選票為依歸的政治人物，也愈來愈無法忍受原本以反叛及小眾為主的品味，轉向擁抱商業的主流音樂。過去海祭所帶起的較為深刻、且具紮根意義的獨立音樂文化可能性，就這樣逐步被稀釋與扼殺。

所以這兩年的海祭，不復見初期「拿主流音樂唱片換獨立音樂唱片」的文化宣示；不復見○五年獨立音樂人推動的「愛音樂、救沙灘」下，參與者對貢寮核四電廠、福隆沙灘流失等在地環保議題的省思；也不復見從○四年開始，透過紀錄片對參賽樂團的音樂夢想、以及見證福隆沙灘音樂盛事的史料意義。甚至，甫於台北電影節得獎，由北縣府發包、紀錄○五年海祭當中官方、商業、音樂、與環保之間衝突矛盾的紀錄片《海棠、馬沙與珊瑚》，在地方政黨輪替後，竟荒謬地遲遲無法發行。出資的北縣府對於海祭的想像，似乎停留在短視近利的媒體宣傳與觀光經濟，使得這個應長期耕耘、有在地意義的珍貴音樂及文化資產，遭到漠視與棄置。更不用說，台北縣內至今還未出現獨立音樂可持續演出的展演場地。

今年由於官方在五月底才確定得標者，倉卒作業使得獨立樂團報名數量大減，各項規劃也愈來愈像官方標案。崔健的搖滾，與海祭培養出來的海灘觀光客難以契合；而獨立音樂的樂迷，卻又已被連年擁擠、觀光趕流行氣氛更甚於音樂的人潮搞得胃口盡失。當搖滾樂迷提不起熱血殺到海邊朝聖時，就會出現今年如此尷尬又殘酷的結局。因此不甚明白海祭生態的崔健，在演唱反思中國與香港關係的〈超越那一天〉時，竟召喚出多名清涼辣妹上台共舞。以音樂為名、觀光為實的海祭，激不起聆聽與討論搖滾的熱情，也導致兩岸錯失了藉由崔健首度登台，在音樂、文化、乃至政治上對話的絕佳機會。

海洋嬌媚依舊，音樂動人依舊。但要使海祭中的音樂與觀光共存，就不能隨只求數字政績與宣傳的政治人物、以及湊熱鬧的媒體共舞。政府必須拿出長期與持續的文化政策與作為，包括對各地的中小型展演場地的經費補助與行政協助、扶持與獎勵獨立樂團的作品出版及流通、及尊重專業的音樂祭主辦者的自主性等，才能讓音樂扎根。真正的音樂表演及聆聽文化，跟拚數字政績及觀光經濟的官辦演場會，已到了必須分道揚鑣的時刻。

（作者二人皆為媒改社成員、中正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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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2007.06.10　
星光秀是超級好生意
◎簡妙如
超級星光的熱潮，近來已引發頗為熱烈的討論。筆者希望從近年來全球真人秀／真人實境節目的崛起背景，提供兩點進一步的觀察。
首先，《超級星光大道》可說是全球一片真人實境節目熱潮的台灣在地版。真人實境節目，來自於歐美國家因應衛星、有線電視等多頻道電視環境崛起需要大量節目內容，因而產生的成本較低廉的節目。這類節目的共同特色即是強調：平民真人的參與、沒有劇本、讓觀眾在電視機前享受「看事情發生」的快感。所以，除美國的《美國偶像》、英國的《流行偶像》、中國大陸的《超級女聲》外，更具爭議性的真人實境節目，反而是花樣百出。尤其是各類強調攝影機的真實監控、偷拍，讓觀眾看到參賽者真實人性，以及由觀眾參與票選淘汰的真人秀，比如日前在英國引起族群歧視爭議的《名人老大哥》節目，以及《老大哥》節目的創始者，荷蘭Endemol製作公司日前又引發爭議的造假捐腎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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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灣『快樂生活』行動方案】
「樂生公車上台北」
樂生公路—全台 NGO支援行動方案

■ 橋仔頭文化協會、美濃輔導站、美濃愛鄉協進會、高雄市柴山會、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 2007/04/06

「走吧！去台北，保樂生！」為什麼？樂生有那麼重要？不過就是幾十棟建築、一群老人而已！只是，為何保樂生這把火在政治的打壓下，竟燒了3年，還越燒越旺！不光北部，連中南部也都燒了起來！很多人都在問：「到底為什麼？」原來，樂生代表的意義不光僅僅是文化保存、人權問題；最重要的是，樂生觸動了我們內心極度厭惡的一種現象 ?被迫接受一個不公不義的政策，只因套上了「公共利益」的大帽子！

我們一直在接受這樣的政策思維：「因為公益，所以必須犧牲！」但是最後經常發現，方案不只一種，只因牽涉政治利益或特權私利，所以必須選擇一個「犧牲」的方案！犧牲弱勢、犧牲文化、犧牲土地…，那形同縱容特權掏空我們的荷包、挖空台灣資源、也斬斷土地文化的根！久而久之，我們都被教笨了！陷入單一與簡單量化的政策迷思中！當然，也成了任政治宰割的順民。

不願再屈就犧牲、縱容政策暴力！樂生，已經不再只是樂生；而是象徵台灣日益衰微的良知與公義！到底什麼叫「公益」？什麼叫「公義」？不公不義的政策是沒有公益可言的！且讓我們一起啟動這良知與公義的巴士，一起上台北，加入415保樂生遊行！

高高屏民間團體已經展開串聯！啟動「樂生公車上台北」的行動！且邀請每一個愛土地的夥伴，加入這個行列。就是現在，趕快報名！走！上台北、保樂生！

行動意義

（1）用行動展現「政策正義」的訴求，民主政治如果只崇拜多數人頭的民粹政治，卻讓選票市場扼殺政策應有的社會正義，這種低能的施政不但喪失政治的理想性，並且將導致少數暴力的作為。

（2）NGO的擅長於論述的影響力與普世價值的維護，如果可以透過一種容易操作的「行動模式」建立串連全台的動員網絡，才可能在論述與行動的結合上對抗當權者迷信選票人頭的市場政治。

（3）「樂生公車」行動模式是我們得以召集同好伙伴，並在旅程中進行機會教育，以建立基本共識。就如外國公路電影的敘事一般，一趟公車的旅程就是一趟生命的學習之旅。

行動方案：

（1）「樂生公車上台北」將是一趟學習之旅！也是一種未來各種社會議題動員模式的實驗，如果可行，我們建議這種模式將可成為未來台灣各地集結與支援的行動模式。

（ 2）請各有志團體自主性的發起召集行動。基本上，這是一個在各個團體理念自覺、行動自主、思想自由之下的認同行動，我們除了提供行動上的原則建議之外，所有的行程（叫車、飲食等）全部請自行處理。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在已經承受莫大社會壓力的主辦單位之下，絕不增加主辦單位額外的工作負擔。

（3）我們的行動建議是：

各團體自行招募願意聲援的民眾，自行叫車在預定時間內前往遊行起點。（以南部為例：我們將以每車30人、每人收費400元（車資和旗幟、傳單費用）的方式租遊覽車前往，單日來回，飲食則是在休息站或景點讓個人解決，若有其他想去的行程則各自便）。

有意招募民眾驅車聲援的團體，可將召集的遊覽車數告知主辦單位，我們將寄送一張樂生事件紀錄片在車行時間內給各團體進行議題教育，以及一箱「人權香蕉」給各位品嚐增進健康。除此外，各團體可以趁此機會在車上進行遊行口號、手勢、LOGO等創意行動的發明。

如果各團體在招募人數的時候，出現人數不足一車的情形，請就近與鄰近的團體互相聯絡，由南往北將人數湊成一車沿路接人，就像野雞車在每個交流道接客一樣的啦。

若有任何的問題，或是聯絡贈送紀錄片與人權香蕉（美濃農會贊助），請來電或e-mail就近向下列團體聯絡：

高雄縣 橋仔頭文化協會( 電話：07-6131448 e-mail：kat@kat.org.tw)

美濃輔導站（電話： 07-6813192、wc@url.com.tw） 美濃愛鄉協進會 (電話：07-6810371)

高雄市 高雄市柴山會(電話：07-2815348 e-mail： takao.hill@msa.hinet.net)

屏東縣 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 (電話：08-7892674 e-mail：actkr@ms8.hinet.net)

各位關心樂生院的朋友，我們誠摯地邀請您在4 月15日這個緊急而迫切的時刻，也就是樂生院強制拆遷公告到期的前一天，與樂生院勇敢的阿公、阿?一起走上街頭，向政府展現民間社會的力量—我們竭力追求一個捍衛弱勢人權與歷史正義，尊重文化與生態環境的進步社會！三年多來有許多次告急，這一次恐怕真是最後決定的時刻了。

集合時間：4/15( 日) 下午 13:30

集合地點：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門

在社會各界朋友努力爭取下，文建會委託同樣專精捷運專業的欣陸公司研擬了 90％原地保留 方案。然而，方案2/5日才送至行政院，2/27就被行政院退回。 3/16兩百名警力入樂生院張貼強制拆遷公告，限期一個月。情急之下，我們兩次包圍蘇院長官邸，用身體作為唯一的武器換得行政院口頭上的緩拆承諾，委由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吳澤成進行協商。然而，事情並不樂觀！！台北縣長說：「只要行政院不指示，四月十六之後隨時拆樂生。」

如今， 恐怕是樂生院存廢最後的決戰時刻了！

要是這場決戰我們輸了，結局將是4/16 之後台北縣大批警力長驅直入，踐踏過樂生院老人家們殘弱的身軀；如果我們打勝了，行政院將決定扭轉政策的方向，細緻的研商雙贏的方案，讓樂生保存、院民續住的政策方向可以確立。?

有人問，為什麼樂生院的留存值得我們付出如此的代價，甚至生命來捍衛？我們要說，樂生院是一個希望的空間，它將為我們存留一盞希望的燈火，讓我們看見不公義的政策有機會改變，人性尊嚴與公義的價值可以被真正實現。樂生院的保存，不僅攸關這些被國家錯誤政策剝奪人權一輩子的老人家晚年的生存處境，也是渴求公義與愛的民間社會的堅定呼聲：我們從此不再接受權勢與利益踐踏弱勢者的人權，不再容許粗暴的工程抹除屬於人民的文化、歷史與記憶；我們要往後的公共政策尊重生態環境、真正照顧老殘疾病者的生活福祉與尊嚴。 ?

正如日本動畫導演宮崎駿對於同樣是漢生病療養所的全生園的描繪：「這些病患生活過的地方，照理說應該充滿著悔恨和悲哀的氛圍，卻也沒有一點可怕的感覺；站在這裡，只覺得有種嚴肅的、溫暖的心緒湧上心頭。」樂生院正是這樣溫暖而肅穆的空間，而當中勇敢的長者們為著美麗的家園、人性的尊嚴的艱苦奮鬥，更是這樣激勵著我們：這一場戰役，我們一定要贏！

這一次，我們懇切地邀請您務必一定要在這個決戰的關鍵時刻走出來，讓這樣的呼聲足以撼動政府不公義的作為，讓公義的價值確立成為實質的政策，為台灣社會留下希望的空間！

我們這次遊行的訴求如下：

1. 政府承認機廠選址樂生院為錯誤政策，未來台灣之公共工程應徹底反省此錯誤確實尊重弱勢人權、生態保育與文化資產。

2. 恢復漢生病友名譽與去除污名，確保樂生院民免於強制搬遷之威脅，並保障其原地續住與在地老化的權利。

3. 依法審查與指定樂生院為古蹟，並爭取成為世界文化遺產，規劃兼顧院民生活、社會教育與地方發展之「樂生人權文化園區」。

主辦單位：樂生保留自救會、青年樂生聯盟、台灣人權促進會、中華民國殘障聯盟、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性別人權協會、司法改革基金會、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漢生病友人權立法推動聯盟、 IDEA TAIWAN、台灣勞工陣線

http://www.wretch.cc/blog/happylosheng

影片：在運動背後，一群阿公阿媽的心聲
這是一群沒有上街頭的樂生院民，他們同樣的無奈卻也同樣的堅強，對他們來說原地保留樂生，終老在這片土地上，是他們最大的希望

h ttp://vids.myspace.com/index.cfm?fuseaction=vids.individual&videoID=2019995919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1hLTxxRp18

請到處轉貼讓大家知道他們的心聲雖然他們不曾站在街頭但那些聲音還是那麼動人跟有價值的

因為篇幅的關係 無法剪出每一位居住在舊院區的話語 十分可惜希望大家看到影片 能夠真的去樂生走走 親自看看這一群充滿故事的老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