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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面對全球化的經驗

莎拉.蘇拉特(Sarah Surratt)多次成為貿易戰爭下的受難者,她在美國北卡蘿萊納州一間工廠待了21年,直到1992年工廠決定遷至墨西哥,讓她失去了工作;蘇拉特之後很幸運地進入當地的紡織廠做行政助理,但是在2003年7月,由於紡織廠難以抵抗外國貨品的競爭,將4800名員工遣散關廠,後來蘇拉特在地方上的社區學院裡找到工作,不過薪資已比紡織廠少了29%。

蘇拉特並不是個特例,在貿易戰爭中失業的勞工如果能再找到工作,薪水減少的比例高達50%,美國政府先前對四家關門的工廠進行追蹤調查,統計結果30%的員工在失業謀職一年後,依然無法獲得新工作。由於在貿易競爭之下,很容易面臨失業或減薪的困境,美國、德國、法國、義大利等工業國的勞工格外擔心貿易可能對家庭及個人的負面衝擊。

英美的經濟學家與企業領袖向來堅持反對保護主義,他們不斷強調全球化的正面效益,包括國際競爭帶動產能增加以及消費者能獲得低價產品等,但他們卻時常忽略了經濟調整開放對人民及社會成本的影響。英美主張自由貿易者認為,為了與全球競爭,國家經濟必須開放,再搭配上具高度彈性的勞動市場,才能使經濟順應商業環境的快速變化,換言之,關心失敗者的需求只是保護主義的表現,不但無法突破經濟困境,更只會陷入法國今日的問題。

以上的說法容易被批評為不夠道德,而且實際上國家經濟也能夠一方面在國際市場上出頭,另一方面繼續照顧人民的利益,丹麥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在全球化的壓力之下,丹麥政府採行了「彈性安全」(flexicurity)政策,在勞動市場彈性與社會福利制度間取得了平衡,結果不僅讓丹麥的就業率在全歐洲居冠,長期失業率大幅降低,所得分配也更加均衡。

彈性安全政策的重點有三,讓企業更容易聘用與解雇勞工,勞工也更願意接受改變,而政府也提供適當的失業救濟及就業訓練,透過三方合作,使丹麥今日的勞動市場彈性領先全球。世界銀行曾對全球多國進行評比,依據各國聘雇新員工的難易度、工作時數限制的嚴格程度,以及資遣員工所需要的成本來評量,一分為最佳、一百分為最差,丹麥得到20分、德國55分、法國66分;在丹麥,聘顧新勞工的成本只占該名勞工薪資的0.7%、德國是21.3%、法國是47.4%。

相較於其他歐洲國家,丹麥對勞動市場的規範很少,因此超過75%的丹麥勞工都是由雇主依據每週產能需求來調整工時。除此之外,丹麥也有良好的社會福利制度,薪資較低的勞工在失業之後的補助為原薪資的九成,反而是原薪資愈高的勞工,在失業所獲得的補助金愈少,儘管社會福利如此優渥,一般民眾平均在失業後半年之內就有50%能找到新職,一年內獲得新職的比例更高達七成,對照於美國勞工部的數據,美國失業勞工平均每人請領15.9週的失業救濟金,但該報告並未提出這些人領完救濟金是否有找到新工作。

探究丹麥成功之因,有一部分歸功於政府的強勢態度,勞工失業一年後若仍無法找到工作,國家就會強制失業者接受其他種類的就業訓練,如果不願服從就停止發放失業救濟津貼。彈性安全政策的第三項特色,即為政府願意提供就業訓練計畫,讓人們能提升技能或另覓出路,企業能以短期就業訓練計畫的名義聘雇勞工,由政府來負擔期間的訓練及薪資成本。但要獲得這樣的社會福利,也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以2004年為例,丹麥的稅賦占經濟總值的49.6%,法國為43.7%、德國為34.6%、美國為25.4%。

在2003年的民調中,逾半數的丹麥民眾表示,他們在過去12個月曾接受過其他技職訓練,領先其他歐盟國家。有了較好的職業訓練之後,當地企業便能採行更新、更具彈性的就業模式,進而提高丹麥的全球競爭力,例如丹麥工具製造商Unimerco的營運項目就從基本的釘槍,轉變成專為汽車業及航空業設計的用具,該公司也被遴選為丹麥工作環境最佳企業,不僅讓勞工能夠以小組方式工作、所有員工薪資均等,更讓勞工握有50%的企業股份。

為了實行彈性安全政策、維持社會福利制度、提高勞工技能水準,丹麥政府也投資了大筆經費,2003年時,丹麥花費了4.4%的GDP用以就業訓練及維持所得穩定,德國為3.5%、法國為2.95%、美國僅0.5%。正當歐盟身陷經濟成長率低落、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力每下愈況的困境,丹麥的社會與經濟模式吸引了歐盟執委會的注意,並計畫於2007年底舉辦關於彈性安全政策的高峰會。

但要複製彈性安全政策並不容易,德國前總理施洛德(Gerhard Schroeder)在執政期間,便曾仿效丹麥縮短失業勞工請領補助金的效期,可是德國在執行時不如丹麥強勢,故導致成本不減反增;法國今年也曾企圖減輕企業解雇勞工時的負擔,結果造成街頭大規模暴動。丹麥人認為,如果其他國家在效法丹麥時只做了一半,絕對不可能成功,如果沒有良好的配套措施,彈性安全政策根本無法實行。

與此同時,在全球化的壓力之下,美國也感受到了提高就業市場彈性與改善社會福利的需求,因為長期失業率不斷上升,人民所得卻躊躇不前,但是自老布希政府以來,美國在處理經濟問題時,總是在推動政府瘦身、減稅與市場機制,因此很難向丹麥學習社會民主福利制度,故最終丹麥經驗只能當做美國的範例,而無法複製或跟進。

不過我們仍可從丹麥經驗了解到,在全球經濟競爭劇烈的此刻,增加就業市場彈性、提供適當的失業補助與就業訓練,對於勞工、企業、國家都各有利益,故為了順應國際市場與社會壓力的變化,其他歐洲國家與美國還是得依照各國輿情不同,來設計不同的彈性安全政策才能行得通。

ORIGINALLY FROM...
"Europe Faces Globalization - Part II" by Bruce Stokes
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7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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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布時間為May 18, 2006 6: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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