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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文壇的移民色彩╳5669字

過去三、四十年以來,北歐文學版圖裡出現了許多令人感到陌生的名字,自1970年起,許多具移民背景的作家以北歐語言出版了詩集、短篇故事及小說,讓當地文學添增了新的主題、背景與命題,其中部分是譯本或是作者與譯者合著,不過多數仍是以北歐語言書寫,這些作家可能是成年後再學習新的語言,或是移民第二代,亦即北歐語言為他們的第一語言,這群作家也常成為當代文學的新寵兒。北歐國家內當然也有作家堅持以原鄉的語言寫作,不過由於族群與讀者群較小,在此便略過未述。

不過「移民文學」或「移民作家」一詞確有其問題,許多作家並不喜歡這個稱號,似乎因此被歸類於邊緣文學,而忽視了作品內的藝術技巧,但學者、批評家與媒體仍持續使用此一名詞來討論相關的文學著作,我們可以拿「無產階級文學」與「女性主義文學」與之相較,這兩個名詞最終在文學場域佔有一席之地,也就成為文學的另一分支。

這並不是必然,不過許多具有移民背景的作家在書寫時,都會接觸到主流社會眼中的邊緣移民經驗題材,還有一個更廣泛的名詞稱為「流亡文學」,亦有人使用「世界文學」與「跨國文學」等用語,為了避免帶有負面意味,又必須有所詞彙使用,我在本文內將使用「移居者文學」與「多元文化文學」。

當代北歐文學的新聲音時常論及人們的身份認同與文化融合,移民、流亡、跨文化、跨語言的主題記錄了文化匯流、融合與身份認同建構的過程,由於移民已是全球現象,我們應將各地的文學進行比較,今日世界文壇有許多知名作家都擁有雙語或雙文化背景,例如慕克吉(Bharati Mukherjee)、V. S.奈波爾(V. S. Naipaul)、史密斯(Zadie Smith)、索因卡(Wole Soyinka)等,北歐的雙文化作家也逐漸崛起當地文壇,並以北歐多文化社會相關主題進行書寫。

瑞典由於移民社群歷史最久、規模最大,故相關文學產量亦最豐富,當地學者也相當注意這股趨勢,從社會學與文學主題的角度進行全面而詳細的研究,挪威亦有相關類別的研究與論文,移居者文學與多元文化文學最早於1970年的瑞典出現,挪威與丹麥則分別於八零年代中期與九零年代初期出現此類文學,三國內都出現了相關文選,顯示當地社會希望推動移居者文學的企圖,也希望另創文學類別,詩作、短篇故事、小說、散文陸續以選集或專書的型式出現,移居者文學帶來新的主題、形式、技巧,使北歐文壇增添豐富色彩。

正如前述,並非所有具移民背景的作家都以多重文化作為主題,但確實大多數作品都在探索移民、流亡、文化往來與身分認同等命題,並記述人們重新適應或融入新國家的經驗,其後我企圖透過例子展現北歐文壇目前的多元種族背景與多元文學形式,並特別介紹當地文壇的成功作家。

瑞典
首先我們理應注意瑞典的移居者文學作家,而卡勒法提德(Theodor Kallifatides)也理應做為首選,他是當代相當多產而廣受歡迎的作家,卡勒法提德於1938年生於希臘,1964年來到瑞典,1969年首度於瑞典出版著作,由於他所關照的主題與背景相當廣泛,故將卡勒法提德歸類於「移民作家」似乎還太過狹隘。

在他最近出版的個人回顧選集之中,卡勒法提德感嘆儘管在瑞典已居36載,以瑞典語出版的書籍逾30冊,自己仍舊被歸類於「移民」文學,他的小說創作《我窗外的新土地》(Ett nytt land utanför mitt fönster),即反映出雖然雙語、雙文化環境有時讓作者感到痛苦或甚絕望,但也讓他擁有巨大的創作能量,讓他有機會創造出新的語言;雖然作品內時常在回憶中感到失落、無所歸依,但對一名移居他國多年的移民而言,從此經驗也獲益良多。卡勒法提德在作品中寫道:「我還未成為瑞典人,但我已非希臘人,我像是個不完全的陌生人...有時我感覺比初生嬰孩更加赤裸...但有時我感到滿心平靜,因為我能學著去愛那些並非與生俱來的事物。」

卡勒法提德的大量著作中,有兩部小說特別處理移民與融合的議題,1970年出版的《異國人》(Utlänningar)裡,卡勒法提德描寫一名年輕的希臘移民在六零年代末期進入瑞典社會,那是一位年輕人逐漸適應當地文化的過程,經驗有悲有喜,例如這個希臘男子舉止與瑞典自由主義之間的衝突,這是移民敘述中常見的手法,以雙重觀點加上第一人稱敘述的語調,倒述回溯在母國的歷史,以重塑新家鄉的「真實」。小說裡的男子似乎適應得很好,最終甚至與瑞典的土地融為一體,文中寫道:「我的身邊有風吹過,我席地而坐,並且冬日的風景共同隨風搖擺。」

經過25年的時光,期間也出版主題不一的多本著作,卡勒法提德於1995年重拾移民生活與多文化社群的主題,寫下了《最後燈火》(Det sista ljuse),書中場景設定在斯德哥爾摩的移民聚集區,因此外來語言對瑞典語的影響很深,小說的主人翁是一名中年希臘男子及家族成員,由於現代個人主義生活方式與傳統移民文化產生衝突,最後造成家族內的小兒子自殺身亡,讓主角開始回想希臘裔背景與瑞典生活。本書帶出了移民社群的全貌,描寫來自不同國家的人民努力逃脫各種不同的壓迫,並希望建立新生活,如實刻畫出瑞典當代多元文化的景象。

三名伊朗女性作家離開傳統而充滿父權主義思想的國度後,於九零年代成功打入瑞典文壇,貝洛絲(Fateme Behros)為小說家、莫薩伊(Jila Mossaed)為詩人、瑪洛吉安(Azar Mahloujian)則橫跨小說、散文與回憶錄,三人都獲得讀者與評論家極高的讚揚。莫薩伊在伊朗便已開始創作,她也將使用新語言視為詩人的挑戰,她的詩作如「教我字之源本/容我在你的語言裡嬉戲/容我創造/新而異的意義/容我賦予/新色/新意/請出借你的語言/你的母音/容我帶你的語言去冒險」。瑪洛吉安在首本著作《破碎之圖》(De sönderrivna bilderna)中描述了政治難民的命運,筆觸兼具分析與情感,她將難民的歷程分為三個階段:離開、旅途與重新定居,書中亦包括了她對瑞典的精闢見解。

貝洛絲於2001年出版小說《囚犯唱詩班》(Fångarnas kör),是個關於女性解放的故事,一名年輕的伊朗移民女子從小被教導要以文化內的價值及規範為榮,之後經歷了悲喜經驗,最後明白自力更生的道理,移民融入瑞典社會的經驗、不同種族的移民女子命運、對過往的追憶,全都以一位祖母的口吻娓娓道來,這種雙重觀點在書裡也是重要結構,在故事的尾聲,主角與敘事者計畫寫一本書,書名正是《囚犯唱詩班》。

詩人尼瓦迪克(Cletus Nelson Nwadike)也讓瑞典文壇更加多采多姿,他生於1966年的奈及利亞,於1990年為逃離政治迫害來到瑞典,出身豪薩語、伊布語與英語環境的尼瓦迪克,最後選擇瑞典語做為書寫語言,他在受訪時表示,「瑞典語就像蜂蜜,而我就像採蜜的蜂被吸引過來」,他的作品也吸收了口述故事的傳統,因此詩句總是短如格言,他在1998年出版的首部詩集中寫道:「當我死去/我願分葬/兩墓。一在我摯友心中/一在那首短黑/詩句中」,尼瓦迪克也常在瑞典的詩歌節朗誦詩作。

土耳其庫德族裔作家烏祖(Mehmed Uzun)也值得外界特別關注,生於1953年,於1977年以政治難民身份來到瑞典,同時以庫德族語、土耳其語與瑞典語寫作,他希望未來能建立庫德族語的當代文學,其庫德族語小說《失去愛情的陰影》即為重要作品,烏祖將庫德族語言、文學、文化與跨文化主義結合,例如他於1995年共同主編的《瑞典的世界 國際選集》(Världen i Sverige. En internationell antologi)中,便突顯了該國豐富的跨文化書寫色彩,其中廣納了75名作家,為讀者記錄了人們從世界各地來到瑞典的經驗。

另有一名芬蘭裔的瑞典語作家,林登(Zinaida Lindén)出生於聖彼得堡,在當地學習瑞典語,於九零年代中期來到瑞典從事創作與翻譯,她的最新小說《等待地震》(I väntan på en jordbävning),描寫一名男子往返俄羅斯與日本之間的故事,外界讚揚她為芬蘭及瑞典文壇注入了新的主題與生命。

挪威
一般認為挪威移居者文學始自胡笙(Khalid Hussain),他於1986年出版小說《巴基斯坦佬》,描寫一名巴基斯坦移民第二代青少年的生活,他在尋找身份認同的過程中,面臨移民家族傳統嚴格價值與自由社會之間的掙扎。十年後文壇出現另一本可供對比的小說,卡林姆於1996年所著的《IZZAT:以榮耀為名》(IZZAT. For ærens skyld,IZZAT在巴基斯坦烏都語即為「榮耀」之意),主角是名年輕女子從兒時到青少年的過程,她的生活中有兩種文化並存,西方自由的個人主義與重視群體與家庭的東方文化產生衝突。這兩名作家出書時都很年輕,都是移民第二代,兩本著作都在探討青年族群適應文化與建構認同的過程,穆勒(Gilbert Muller)認為「世代衝突主題已成為移民與後裔在文學中叩問命運的共同素材」,這個主題無論在短篇故事或文選中都反覆出現。

挪威移居者文學作家多數都來自歐洲以外的地區,也反映出國內的移民人口比例,不過也有例外,如來自捷克的小說家、散文家柯努沛克(Michael Konupek),他生於1948年的布拉格,於1977年來到挪威,並於1987年推出首部挪威語著作,柯努沛克1993年推出作品《它自己的時間》(I sin tid),容易讓人聯想到前述瑞典作家卡勒法提德的《異國人》,內容關於一名捷克青年在七零及八零年代流亡至挪威的新生活,當一位身負中歐背景的年輕政治難民來到童話般的挪威,便出現了許多悲喜交織的情節,在他的想像中,「挪威的自由已是理所當然,因此若還有人在挪威談自由,可能只會遭人白眼」。

這是一個希望逐漸融新社會的故事,也是個典型的移民故事,其中常出現回憶的片段,現時與過去亦常相互對話,也在其中透露出對北歐社會許多有趣觀點,雖然主角身為移民,很想要努力融入並尋找在新社會中的角色,但由於他來自於富含文化、歷史與傳統的中歐國家,使主角常不自主地開始輕視挪威,認為這個國家在文化史方面十分蒼白,更從未經歷過巴洛克時期。小說結束於動盪的1989年,主角決定開始挑戰書寫流亡歷程,他最後明白「每次當他與過去和夢想斬斷關係後,就真切地感覺自己活在挪威,而這個想法讓他感到快樂」。

正如前述,部分以北歐語出版的移居者文學是翻譯而來,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雙語對照版本,挪威便有兩位詩人因出版雙語對照詩集而受到注目,詩集中的挪威語版本則是原作者與挪威語詩人合作而來,一位是以中文創作的何棟(He Dong,譯音),一位是以烏都語創作的馬斯洛(Jamshed Masroor),詩集中原文與挪威文版本分陳並置,兩位詩人都是移民,但移民經驗或雙文化經驗對他們的詩歌影響不大,詩人們企圖透過雙語詩句擴大文學版圖,也引介其他地區內的意象,例如馬斯洛詩文內常使用「gahzal」一詞,這是個從古阿拉伯語進入烏都語及波斯語的詞彙,現在也已成為挪威語新字。

丹麥
雙語版本在北歐的移居者文學或多元文化文學中並不常見,但除了上述兩位挪威詩人以外,丹麥亦有一例值得介紹,魯德茲(Milena Rudez)於2002年出版的詩集《自塞拉耶佛來的盲眼旅行者》(Den blinde reisende fra Sarajevo)中,前半書為丹麥文詩歌譯文,後半書為波士尼亞文原作。來自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的魯德茲生於1958年,於1992年來到丹麥,她是移民,也是尋求政治庇護者,戰火、流離與無家可歸都是其詩歌的核心命題,詩作<武器>中寫道:「米賈被帶走了/她在獄中/他們說。那樣很好/至少代表/她還活著」。

丹麥移民者所著的文學主要崛起於九零年代,至今已出版數本選集,如1992年的《鴻之翼-移民文選》(Fuglevingen – en indvandrerantologi)與1995年的《國與國之間-山、水、風》(Mellom land og land – bjergene, vandene, vindene),這些選集也同樣企圖呈現「移民作家」對丹麥文化與社會的影響,也希望為移民與融合的論辯注入正面素材,也有許多作家在過去15年出版了個人的小說、短篇故事或詩集,不過相較於挪威與瑞典,丹麥具移民背景的作家似乎較少獲大出版社青睞。

來自智利的帕瑪(Rubén Palma)生於1954年,以政治難民身份於1974年進入丹麥,並於十多年前開始以丹麥語寫作,1989年小說《寄至丹麥的信》(Brevet til Danmark)即描述他的移民與難民經驗,帕瑪的筆橫跨多個文類,包括小說、短篇故事、劇本、童書與散文,他也透過散文參與了移民與融合的公共論戰。2001年所出版的《自機場至機場-其他移民故事》(Fra lufthavn til lufthavn – og andre indvandrerfortællinger)集結了十個短篇故事,均以轉機大廳比喻人生。雖然故事以移民經驗做為核心,但他所嘗試論及的範圍並不止於此,在一場關於流亡書寫的演講中,帕瑪表示他的寫作動機始於1985年,因為了解到自己永遠不會回到故國,所以選擇用丹麥語作為媒介,帕瑪說:「我意識到我得在此終老,而這個念頭讓我決定寫作」,他同意在成人後學習並用新語言書寫並不容易,不過他也認為使用新語言寫作,便不會受到語言原本所背負的傳統所影響。

來自土耳其庫德族的厄登(Adil Erdem)也很多產,他生於1964年,於18歲那年來到丹麥,厄登的讀者群遍及兒童、青少年與成人,書寫文類包括教科書、詩歌與短篇故事,1997年出版了詩集《光陰之敵-一個片段》(Tidens uven – Ett klip),即大量運用了他的種族背景及庫德族政治文化議題;2000年面世的《外來文字-短篇故事集》(Fremmedord: noveller)裡,則敘述個人生活在兩個文化之間,面對移民背景與丹麥社會的疏離,也碰觸溝通和認同的議題。

透過上述對北歐地區作家的介紹,就可證明當地文學在文類、種族背景與個體性的多元,移居者文學或多元文化文學為北歐文壇帶來許多嶄新的主題與色彩,也逐漸擴大了文學視野,因為這些作家選擇以當地多數族群的語言寫作,便使得他們所代表的少數族群與多數族群站在對立面,而這些作家筆下所謂的新主題,也就是移民逐漸嘗試融入新社會的經驗與轉變過程。

回顧歷史裡值得注意的是,19與20世紀北歐裔美籍作家的書寫歷程不同,1870年至1930年間以移民語言書寫的文學百花齊放,都針對個別移民族群的經驗進行書寫,目標讀者也以不同語言分界清楚,如丹麥語、挪威語、瑞典語、德語、義大利語、意第緒語文學皆同時出現於市場上,只要還有人使用這項語言,此類移民文學便不曾消失,直到後來這些作家才改用英語寫作,反觀當代北歐文壇的外來作家則是一開始便使用北歐語言寫作。

雖然我在本文中將這些文學歸類為「移居者文學」與「多元文化文學」,但我仍相信他們是丹麥、挪威與瑞典文學的一部分,這兩種標籤只是為了指明其獨特性,也讓人們注意到其存在,更讓人們認真看待這些原處邊緣者對國家的貢獻,這些作家將移民與融合經驗做為書寫核心,雙語言與雙文化背景也是他們關注的焦點,文化衝突讓他們產生分裂的身份認同,進而出現融入社會的問題與困難,除此之外,流亡經驗也讓他們感受自由。這些作家以外來者身份敘述移民經驗,但他們也已是新社會的成員,故這些作品便成為文化詮釋的例子。

隨著移民改變了北歐社會,生活與文學的創意也因此更加豐富,無論對於移民或本地作家都是新的挑戰,今日西方社會的活力很大一部分源自於移民與不斷遷徙的人們,移民與「他者」重新定義了邊緣與中心的關係,在他們尋找身份的過程中,移民也重寫了國家認同的意義,作家在這方面的影響更是不容抹滅。

ORIGINALLY FROM...
"Migrant or Multicultural Literature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by Ingeborg Kongslien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06-08-03-kongslien-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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