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轉型」，達到「正義」 (龜趣來嘻)

根據中文維基百科，「轉型正義」的意思為：

轉型、新興民主國家對過去政府錯誤暴行和不正義行為的彌補，通常具有司法、歷史、行政、憲法、補償等面向。簡言之，即對過去的迫害者追究其罪行，對過去取得不當的利益予以追討。但還要探討「集體不正義」的狀況與避免「選擇性的審判」。轉型正義是遲來的正義，也有可能違反信賴保護原則與法治國原則中的正當程序原則。

所以就我看來，「轉型正義」首先要有民意的基礎、其次要有前瞻性的訴求、最後要有被賦予信任的執行者，否則將極難以落實，不然，即使新政權想要落實，也很容易讓轉型正義變成「清算」、「復仇」、甚至是某些人口中的「放屁」。

但是轉型正義到底對誰有好處？有人說對過去曾經被迫害者有好處、對過去利益被侵佔者有好處、對新政權有好處...或是更高瞻遠矚一點：對未來世世代代的人民有好處，但從沒人認為轉型正義對舊政權有好處，道理其實很簡單，因為大部分的時候，舊政權就是因為不願承認過去的錯誤而下台的。假使舊政權在位時就把過去的帳清乾淨，那麼舊政權也不再是舊政權了，而早已蛻變為勇於面對負責的新政權。

所以，轉型正義只站在正義那一方，與政權新舊沒關係。如果一個新政權沒有民意基礎、也沒有前瞻訴求、更沒有能被公民信任的執行者，那就奢談轉型，也別提正義了，只能留待更新的政權來取代--如果這個政權是正義的。
(至於什麼是正義...每個時代，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定義，所以在此先不討論)

雖然我這篇要談的是台灣新聞媒體，但是我覺得道理是一致的，畢竟在台灣，媒體跟政治向來糾葛在一起，就像相約殉情的一對男女，腳上纏著實心的金球，直墜深谷。新聞媒體跟政治人物一樣，都必須靠著取得人民或閱聽人的信任才能被選擇出來，而我們都知道，信任的因素有很多，多半的信任建立在非理性的情感與不完整的資訊；信任也絕非二元概念，更不只是光譜分佈，而是複雜地與其它心理因素、客觀因素糾纏在一起的立體圖像。

在台灣，相較於政治上的轉型正義，新聞媒體的轉型正義更顯急迫，因為台灣早已進入媒體政治時代，而非過去的政媒雜交時代。在媒體政治時代，政治已經不再透過媒體呈現，取而代之的模式則是「大眾商業媒體塑造一切政治的議題，與一切議題的政治」。

目前看來這個模式沒有逆轉的可能，卻有「轉型」的契機，也就是說，隨著我即媒體的出現，上面這句話有望可以改成「公民媒體塑造一切政治的議題，與一切議題的政治」，媒體的轉型正是關鍵。

政治上談的「轉型正義」裡，轉型並不必然為了達到正義而存在，只不過政權幸運的轉型了，人民因此得到應有的權利了，所以開始呼喚正義；而轉型正義要不是新政權的第一要務，就是最後殺著--有自信有擔當的政府會將轉型正義視為第一要務，因為她知道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反之，沒理想沒骨頭的政府會將轉型正義當作最後殺著，因為她知道要死永遠要找個墊背的。

我所說的媒體的「轉型正義」在台灣已經實踐過一次，就是從政媒雜交模式轉型到早期媒體政治模式的時候，那是第一波轉型，也的確達到了不少正義，包括言論自由等等。但是第一波轉型之後帶來的正義被濫用了，濫用的程度有多麼嚴重，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看法，但我要強調一點：在台灣，媒體濫用第一波轉型後正義的程度已經足以徹底毀滅台灣的民主，毀滅信任、毀滅溝通、毀滅人性...相較之下，李家同先生只能算是小小的正義濫用者，儘管他是個很標準的濫用者代表。

所以我們極需要第二波媒體的轉型，目的是為了透過這次轉型，讓上一波轉型過後被媒體濫用的正義得以重新回到公民手中，並且細緻化正義的含意。第二波媒體轉型將以尊重多元價值為基礎，以互動互助為實踐方式，以分散的群體智慧挑戰僵化的媒體組織，將公民的力量滲透到日常媒體消費活動當中：公民以提昇進步社會作為選擇與拒絕媒體的依據，並進而以創生、連結、改作等等方式，革傳統媒體邏輯的命。

當公民再次從商業媒體手中搶回正義的詮釋權之時，媒體亦已轉型，因為我即媒體，媒體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