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聽人2.0]文獻探討:第一節 過去的新聞,現在的包袱--一、擋在新聞之前的守門人
[閱聽人2.0]文獻探討:第一節 過去的新聞,現在的包袱--一、擋在新聞之前的守門人
本章將從傳統媒體新聞在現今社會中的表現開始出發,探討新聞意理與媒體守門人概念在這一兩百年來對新聞型態與內容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力的崩解肇因所在;接著以部落格為現今網路新興草根媒體浪潮之代表,自部落格的簡史開始,現象、以及傳播涵義。並從以上兩點導引出閱聽人的新典範,論述閱聽人2.0的力量何以在此時此刻湧現,又代表了什麼。
第一節 過去的新聞,現在的包袱
新聞媒體在社會中的地位與影響力不言可喻,本節將從守門人與新聞專業意理的反省出發,論述主流媒體在社會中扮演的結構性角色以及這個角色如今的轉變,轉變的理由。最後針對主流媒體步上部落格之路的表現跟學術研究,提出傳統媒體因應變化的方式如何改變了過往的守門人概念與新聞專業意理。
一、擋在新聞之前的守門人
新聞成為一門專業的歷史並不長遠。現今的新聞專業乃伴隨著19世紀大眾媒體的出現而成立,而愈趨先進的印刷術、造紙術、以及愈來愈多的識字人口為孕育大眾媒體傳播模式的溫床;大眾媒體的傳播模式也賦予了一部份人從未能掌握的高度政治權力,也因此,這些人自動地成為了監督與抵抗政府、大企業的社會角色,負起社會期許,自號為社會公器。
起初,17世紀的新聞媒體並不像現在這般具有專業性質,街談巷語反而更接近新聞原先的樣貌,而新聞皆由業餘者提供、撰寫,畢竟當時也沒有記者這一行業。直到演變至大眾媒體與專業新聞的時代,業餘者的報導反而被剝奪,不管是用硬性的言論箝制、或是透過軟性的片面標準—客觀、中立—等新聞意理來否定業餘者的報導可信度。在主流媒體上,編輯權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手上,他們雖非全知全能,卻能決定數百數千萬人能看見的真相,替閱聽人決定認識世界的方式。
Lewin(1947)提出守門概念(gatekeeping)之後,White(1950)開始在將守門人概念應用在新聞組織研究中,之後萌生出許許多多相關研究,守門人一詞也漸為新聞傳播學界與實務界所熟悉;然而新聞守門人的專業意理早已受到質疑,許多人甚至不認為新聞可以套上「專業」二字,例如Elliot(1977)就認為在某些脈絡之下,聲稱具有新聞專業只不過是代表能夠具有完成工作的能力,他認為一個組織當中的許多功能活動被冠上專業的形容詞,其實不過是給予這些工作者一種文化與社會上的信賴。Elliot直接了當地批評所謂的新聞專業僅不過是能完成固定慣例工作的能力,例如報導正確性、趕在截稿前交稿、懂得版面編排、和理解某新聞室強調的新聞價值(1977, p.149)。
Elliot繼續批評媒體試圖保持中立,與事件維持距離,到後來「專業的廣播者會將自己與內容切割開來,並且拒絕替訊息負任何責任」(p.150)。另外,這種新聞意理也隔絕了過度爭議性議題被報導的可能,使得整體氛圍趨向保守,甚至產生對言論的箝制。自認為新聞專業的人們掌握了決定報導適合與否的權利,Elliot認為這是一種道德領導(moral leadership),亦即新聞專業自認為比客戶或公眾自己更瞭解他們要什麼,以此自居於仲裁者的角色,判斷何為好品味,何為正確行為。
新聞媒體的挑戰來自於可信任性愈來愈受到閱聽人的質疑,其中一部份原因就是因為記者及其他新聞從業相關人員作為守門人的專業性不再顯得可靠,而問題並非單一層次的問題,而是在每個層次上都。產業化的新聞媒體在產製新聞時受到許多的作業規範或常規的限制,例如字數的限制、版面的安排、標題的長度、必要的聳動性、截稿時間、記者路線、攝影的角度、記者之間的互動、新聞媒體的自我定位以及屬性等等,這些限制與慣例對於閱聽人如何接觸到資訊,接收到哪些資訊影響甚鉅。在過往,這些例行作業大抵受到組織的保護,一般閱聽人不一定能了解,但隨著資訊的快速流通、閱聽人長期接觸媒體所反芻出的瞭解、更多與相關議題與從業人員接觸的機會、以及記者自行揭露的工作例行流程,此層次內的運作情形已不再是秘密,成為了常識。
組織的既有新聞價值標準在新聞的產製過程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稿件的撰寫、修改、編輯、刪除及添加,都會依照新聞組織內的價值標準作為基礎,Whitney& Becker(1982)的研究指出,電訊編輯稿件篩選型態,與其對報社外電選擇標準的認知一致。新聞媒體組織的官僚體系受到詬病,記者被迫跑不熟悉的路線、過長的工時、以及缺乏稿件的決定權,只有上繳的義務。因此有許多新聞媒體記者要求簽署編輯室公約,以保障新聞工作者的自主性不受侵犯,然而新聞媒體內部的緊張與紛爭,也解構了新聞媒體本身亟欲呈現出的中立、客觀、冷靜判斷等「形象」。
過去的研究顯示,消息來源、閱聽人、市場、廣告商、政府及利益團體等社會機制的確會對守門人新聞處理造成影響。現今的新聞媒介專業性受到的質疑,也包括了:消息來源的固定與偏差、閱聽人的壓力、市場需求的迎合、廣告商的訂單、政治勢力的介入、以及其他利益團體的施壓,在在顯示出「中立」的新聞傳播者只是一種迷思,而非真實。Metheson(2004)引申Foucault對新聞論域的概念,認為在一方面,只有某些事情能夠透過記者的話語傳達出去,因此記者也受到新聞形式的限制;另一方面,這些約定成俗的慣例讓我們有機會去透過特定方式來理解這個世界。記者利用許多的技巧來整理發生的事件與對這些事件的陳述,歸類為具有或不具有新聞價值,轉換成適當的語言,定位目標閱聽人,最後將上述一切行為正當化,使這些行為具有權威、可信、並且有效。
不僅媒介組織或周圍的社會機制會影響到編輯的新聞處理,社會當中的社會文化及意識型態也是形塑守門人守門行為的重要因素。John Hartley就認為新聞專業扮演著重要的意識形態角色,功能就是協助再製社會結構,經濟統治階級靠著媒體產生力量,並將其施加至社會各活動之上,在傳播過程中,他們的意識形態被自然化為必須的、本質的、合法的、無法分割的(O'Sullivan et al., 1983, p.183)。
一國國內的政治版圖轉移,也會連帶影響媒體對於國家的認同、對社會的觀感,因此逐步調整媒體守門的標準。例如Tichenor, Olien, Donohue & Griswold(1986)針對七十八名明尼蘇達州編輯的調查發現,多元化及分歧性等民主社會的觀念在1960年代以來愈來愈得到新聞編輯的強調,選擇稿件時則趨於都市化及多元化社會結構的現象(轉引自Shoemaker&Reese, 1991)。
因此,守門人對媒體樣貌以及新聞內容的影響極大,再加上社會環境與主流意識形態無時無刻不在轉變,守門人的標準也依人事時地等因素而改變;新聞媒體企圖以一種宣稱不變的中立客觀意理來取得閱聽人信任,然而實則限縮了閱聽人的知識空間,保障了新聞媒體對詮釋權的壟斷;然而,如今這種中立客觀的說詞已受到來自新聞媒體內部跟外界的挑戰,正處於風雨飄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