龜趣來嘻

二、風雨飄渺中的「準專家系統」

現在普及的新聞實務來自於西方社會；更精確一點來說，是來自於幾家在歷史上奠定了新聞典範的報社媒體，例如美國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在新聞實務的歷史上，這些新聞媒體以及與他們相連的事件(像是水門案及五角大廈報告書)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藉由制度化、大規模的新聞產製作業流程，以及專業化的報導，逐漸在社會上建立起權威地位，成為事實的見證者與定義者。因此，從這個「傳統」以降，正統新聞報導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告訴閱聽人「事實」，而要如何蒐集、整理、傳遞這份「事實」，讓閱聽人能夠理解、吸收、進而思考，就是新聞實務的一切。然而媒體的鏡射論已被打破，主流新聞媒體的權威更是日漸受到質疑與挑戰，尤其是在許多報導出現錯誤、紕漏、偏頗、甚至造假之後，主流媒體遲緩的反應和一味否認的態度往往更令閱聽人瞠目結舌，甚至不願再投注信任。然而主流媒體長久以來霸佔社會資訊中介的角色，早已成為多數現代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資訊窗口，在社會結構中系統化而成為專家；然而主流媒體在當代社會中的職能與位置是否還符合閱聽人對專家的期盼與需要？

Beck在《風險社會與超越》一書中提出了風險社會的概念，他認為在工業社會的快速分工發展之下，衍生了大量難以預測、影響深遠，卻又無法避免的風險。人類社會和風險密不可分，風險更成為我們無所不在的伴侶，不論是政治、經濟、社會、生態都離不開對風險的考量。在風險社會中，人們對「未來」的想像與畏懼，而非「過去」，才是推動「現在」的主要力量，人因對「未來」產生恐懼，而影響到「現在」的行動（Beck,2000）。因此，風險並非全然不可預知的重重暗幕，而是具有若干不確定性的未來；為了降低不確定性，控制風險的範圍、影響，更為了盤算風險過後的未來，人必須不停做出抉擇，然而每一個抉擇又將會回過頭來影響未來的風險。Giddens(1991)在《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一書中，提出類似貝克的觀點；他認為當一個人離開過去，離開傳統行為方式，本身將面對一個問題式的未來社會，風險概念便變成為了核心概念。Luhmann(1993)亦認為現代社會系統本身製造出來的危害，社會必須自己加以回應。

Beck(2000)認為現代社會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社會，強調知識為本的同時也讓人們對風險的產生機率產生恐懼，但他也認為所謂的專家並不一定就能讓人們免於風險危機，並指出當專家同時在生產者、分析者與獲利益者的角色間徘徊時，就不免產生內部風險與危機，因此當人們企圖去限制與控制風險時，卻反而擴大了風險與危機。精準的科學引發的不確定性反而遽增，而透過理性生產的知識可靠性也令人質疑，黃浩榮(2003)認為這種來自風險的複雜性反而成為了解構科學權威的破壞力量；風險讓人們重新檢視成為定見的權利體系與信仰，不再置身事外，從而透過別的路徑積極參與風險與知識建構。反省邏輯取代技術經濟邏輯、風險理性取代科技與目的理性成為風險社會中的重要信念。

當人們越來越仰賴知識與專家建議作為行為依據的同時，專家的意見卻也經常性出現不一致，即便是專家自己在其特定專精領域中，也同樣會遭遇到選擇的問題，所以個人是否完全信任專家進而有所行動會存在著兩難問題。也就說在現代社會中所仰賴的知識與專家系統本意在提昇控制與減少風險，而卻在科技與知識急速發展的同時成為一種形塑風險社會的風險因子。在個人主義化的風險社會中，專家知識無法持續提供個人日常生活所需的安全感，造成專家系統逐步失效，個人難以透過社會結構獲得充分可信的行動指引，生活中的不確定性與焦慮陡升，反之自我認同漸漸崩解。從而整個社會在對風險評估的最終決定上，專家與非專家是彼此平等的（孫治本，2001: 85）。

儘管在風險社會的論述中看不出大眾媒體與專家系統的直接關係，黃浩榮(2003)認為，由於媒體是當代社會中資訊傳佈的重要載具，承載著專家系統產製的大量知識，因此成為了一般公民獲得安全感與生活指引的主要來源；再者，媒體也和專家系統一般，具有專業的運作規範來產製新聞產品，具有知識加工者的角色；最後，媒體除了傳遞專家知識以外，也擔任公眾間論述的橋樑與公民意見的代言人，讓社會理性(social rationality)與科學理性展開交流與對話，因此，黃浩榮主張將大眾媒體視為「準專家系統」(quasi-expert system)。

黃浩榮認為新聞媒體事業作為準專家系統之知識特殊性比起醫療、法律、或是建築等高度專業領域，顯得較為普通，但是新聞媒體卻具有橫跨各種領域的必要，新聞從業人員也需要具備一定的專業素養，並且經過長期的訓練與磨練，才能培養出新聞的敏銳度。儘管這種素養與敏銳度卻又遠不及社會中其他專家系統具有嚴格的審核標準。

研究者認為新聞媒體具有能夠穿越時空限制的能力，這種能力可以從兩方面來看，第一，新聞本來的原始用意就是讓沒有親身參與事件發生的人也能夠知道遠方所發生的事情，而拜新科技之賜，訊息傳播的範圍與容量越來越大，傳送的速度也幾乎等同於即時，任何地方發生的事件都能藉由新聞媒介讓世界上任何角落的接受者共同參與；多媒體的聲光影音更具有強大的再現震撼力，例如在美國與伊拉克戰爭當中，隨行的戰地記者與攝影鏡頭就呈現給了全球觀眾一次即時的「真實戰爭」。第二，主流新聞媒介的企業進入門檻和工作的複雜性與日俱增，尤其是電視新聞業，已然形成了寡占市場，普通人無法對新聞業內部的例行作業層次以上的層次做出具體影響，傳播者與受眾彼此之間的資訊和權力高度不平等，但是民眾接受資訊的需求卻已然穩固，必須不斷接觸外來訊息；所以一般民眾必須相信新聞媒體這種專家系統能正常運作，就算懷疑，也往往無力可施。

因此歸納上述，研究者認為新聞媒體作為「準專家系統」的地位來自於以下四點：第一，新聞媒體內部高度分工，平常人難以得窺全貌；第二，新聞媒體各層級之間所須知識大相逕庭，皆具有一定的專業特質；第三，新聞媒體長期以來就以閱聽人的信任為重要資產，並且營造可信的形象；第四，閱聽人如不相信新聞媒體，自己也無法得知遠方的確切資訊，在對環境的未知無法滿足之下，閱聽人面臨的是一種沒有選擇的選擇。

準專家系統—主流大眾媒體—也同樣面臨反身性的挑戰。當大眾媒體競逐商業利益，僅以最低標準要求自己，動輒餵食偏頗、錯誤、乃至無中生有的新聞以搪塞版面或時段時，或當重要的公眾議題被棄置一旁，而善於勾引眼球的聳動刺激衝突成為報老闆或電視新聞編輯的首選時，媒體賴以維生的讀者或觀眾信任反而遭到唾棄而蕩然無存，例如美國與歐洲商會於2006年10月聯合發佈的「亞洲利益關係人報告」 就指出，台灣民眾對公眾事務抱持高度懷疑的態度，是亞太地區十個國家中最不相信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NGO）及媒體的國家，僅有百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媒體報導具可信度。(中廣新聞，2006年10月24日)

新聞報導品質的下降反而造成更多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發生，閱聽人的生活逐漸被喪失公信力的同質化媒體所環繞，所滲透(孫翠蘋，2005)；然而閱聽人並非僵化不變的一塊鐵板，而是不斷適應媒介景觀而重新自我定義的有機群體。因應著對於結構中專家系統與準專家系統的信任感消逝，作為結構中行動者的閱聽人，並不打算就此坐以待斃，而是如上述所說的：尋找新的信任對象，甚至自力救濟，讓自己成為信任提供者，成為陌生他人的資訊管道。

因此，雖然新聞媒體亟欲重拾閱聽人的信任，恢復專家的角色，卻已經不能再用過去的方式。部落格雖然被許多人認為是對主流新聞媒體的一大挑戰，但同時在媒體的眼中，部落格也是轉機，因此如何與部落格圈結合，如何利用主流媒體的現有豐沛資源在部落格看似陽春的表演舞台上吸引目光，博取信任，已經成為主流媒體如今的大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