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璁
耶誕節才剛過，政策跳票記錄又多了一筆。廣電法規定今天是黨政軍全面退出媒體的最後期限，不過早在上週「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草案朝野協商破裂之後，政客們就互相推諉（其實是共同默許了）這項改革承諾的失落。說來諷刺，就像「軍訓教官退出大學」這個遠古時代的學運訴求，到現在民進黨已執政五年半卻從未被提出落實；另一個為過去這些「黨外人士」念茲在茲的「黨政軍退出媒體」，如今竟也成了一個自打嘴巴的虛無口號。
民進黨政府敢不顧譏諷而不願讓華視公共化，是因為早已不再有任何左傾理想的它，認為「媒體私有化」也算是達成「黨政軍退出媒體」的主張呢？抑或，更陰謀論一點來看，是因為它也學會了過去國民黨對媒體上下其手的伎倆，以至於如今捨不得放下操控所帶來的權力快感？身為一個論理的學者而非爆料的立委，我並不想直接為執政者扣上任何帽子，但必須指出，上述兩種推測，其實還有其進一步值得我們思考之處。
首先，講到「私有化」（或者比較好聽的「民營化」），其實對不分藍綠各主要政黨的人來說，就像一劑莫名所以的安心劑（甚至將之視為傳統國營事業的壯陽藥）。在野的，沿用過去自身執政如何鉅細靡遺控制媒體的思考邏輯，恐懼「公共化」之後，會讓民進黨政府假公濟私利用媒體。在朝的，則擔心「公共化」所需的預算撥付會拖累財政，排擠到其他較浮夸可見的建設支出。於是，在這種基於政黨利益考量的「恐公共症候群」中，諸如「釋出股權給民間（企業），讓市場機制來決定媒體方向」的主張，就諷刺地成了唯一選項，而犧牲了「以公共媒體作為突破當前台灣商業媒體亂象之可能機制」的遠見。
再者，由於泛藍勢力在文化資本的佔有、以及文化霸權的主導上，並沒有因政黨輪替而明顯遞減。這使得許多泛綠支持者，仍有一種「媒體被害意識」所驅使的策略思考：為對抗藍營仍潛在各媒體的龐大影響力，所以綠營需要有其自身的媒體以為反制。這一套對媒體改革的雙重標準，或許能讓經常引發爭議的姚文智和江霞等人覺得理直氣壯，卻更令人擔憂：如此落人口實，豈不對媒體公共化之訴求造成損傷。
黨政軍無法在今年耶誕節完全退出媒體，已經引起許多專家學者與民間社團的批判，所以說不定在這個立法院會期結束前，兩黨會惺惺作態地拿協商結果當新年禮物送我們。如果我們所要的「媒體公共化」，是希望從國家控制與市場放任的兩極之間，尋求一個由公民社會大眾參與、監督和共享的媒體平台。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請睜大眼睛，看著：那些宰制力量都退出了嗎？而誰又接手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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