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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你以為各家新聞媒體拿到救護車上的行車記錄器影片時,在想什麼?

他們在想:「好極了,好棒的事件、好多可以玩的梗、好清楚的車牌」。

於是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就很簡單,就跟他們拿到「學生用手機拍老師課堂發飆打人」、或是「女學生被同學強迫全裸霸凌」、「軍中替代役玩瘋了」的影片一樣。他們會以無比道貌岸然的姿態,用超級激動的語氣跟修辭,讓鄉民產生「捨我其誰」「網路無敵」「把這種人揪出來」的刺激反應式正義感--即便平常都網路鄉民都罵媒體是社會亂源,罵記者是妓者,但是媒體很清楚,鄉民根本還是非常信賴他們,只要議題夠刺激,夠有衝突性,鄉民根本沒有思考能力,根本離不開媒體。

鄉民的行動完全就在媒體掌握中:人肉搜索、對「罪惡」跟「罪人」痛加撻伐,然後熱熱烈烈地討論個一兩週(如果不是一兩天),接著忘記,追逐下一個「罪惡」、下一位「罪人」。

Smart車刻意擋住救護車、比中指(我看不清楚)、以及緊急煞車等等行為的確發生了,救護車上的老太太的確因此延誤了急救時間,過世了。媒體第一時間馬上決定要如何框架這件事,賦予他一個故事的原型:「年輕人教育失敗」「有錢人囂張跋扈」「父親袒護犯錯的兒子」「兒子假裝有病」,加在一起,這些元素就是陳銳/陳凱倫的元素,余祥銓/余天的元素,也是「我爸是李剛」的元素。

這套劇本百試百靈。在車牌如此清楚的情形下,在沒有任何人以權貴身份介入意圖將事端「和諧」的情形下,在台灣警察還不至於這種事情也吃案的情形下,媒體與鄉民依舊認定了「絕對罪人」的角色要有一個人來扮演,所以即使這位車主表示他有精神疾病,也被認為是裝病,或是有病就該關在家裡,怎麼可以放出來隨便啪啪造。

媒體不想探究這精神疾病到底是否足以影響車主做出等等行為,鄉民也沒有興趣,因為事到如今,車主的角色已經定了,這單純的故事架構不容許橫生枝節,又扯出「精神疾病患者權益」的面向或是講到爛的「偵查不公開」「精神疾病與行為之間的關聯需要醫師專業判斷」等等,這些太生冷了,不夠熱血,會把鄉民從雲端上的二元正義使者拉回多元的現實。

看見下面這則影片,我很沈痛,「我兒子要被你們逼死了」...。然而當我看見youtube影片頁下方的留言,我更是難過,彷彿之前的事情又重演。我想請看見這篇文章的人都冷靜下來,想想媒體扮演的角色,媒體期望閱聽人跟網路使用者扮演的角色,以及我們在撻伐一個可能的精神病患者時用的語彙,是否也同時傷害了其他的人。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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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對參與連署的上百位傳播學者致上無比的敬意

然而看今天記者會的錄影,雖然感動,也很難過:當最後有一位記者問「各位老師說公民社會要發揮力量,怎麼發揮?」「我們今天跑這則新聞回去根本不能登,要怎麼辦?」

怎麼辦?

如果記者稿子不能登,那寫部落格就好了?但如果就連寫在部落格上,被老闆跟業主發現之後,就把你解僱、或是不再給你新聞跑,怎麼辦?

記者會上提到跟「戒嚴」時期的比較,老實說,如果有人作個跨時代調查,可能會發現現在政府用廣告、公關、置入性行銷等金錢力量控制媒體遠比戒嚴時期用暴力跟恐懼來得有效率,花得錢更少。

我們可以推動媒體改革、可以投入新媒體、可以宣揚媒體素養...這些也都有有志之士同時在做,但我認為,在這個結構下,最能對僵硬死局發揮革命性力量的還是傳播學界,包括老師跟學生。連署跟記者會,推動立法或是提供論述都很重要,但是最有效的,是實際行動,也就是罷教跟罷課。

不只教新聞或學新聞的老師跟學生該考慮,教傳管、行銷、廣告、公關,乃至於電影、戲劇、藝術、甚至「文化創意產業」的老師跟學生都該清楚,置入性行銷絕對不只是問題的「其中之一」,而是「癥結點」,也即將是「最後一根稻草」。新聞毀了,行銷跟廣告公關也會一起毀,電影戲劇跟藝術也都避不掉。

寒假將至,這個構想放在這,我沒有要強推的意思,但請路過看見的傳播學者跟唸傳播的同學考慮考慮。如果要作,現在就對政府提出限時改善訴求,如果期限過了不改善-公佈置入性行銷金額、預算、撤銷所有置入性新聞行銷、承諾立法自我限制-就集體罷教、罷課。

以上。

關於霸凌(Bul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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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小國中時就學會霸凌的人長大之後通常只是一般人,頂多就是加入黑道當小弟(低級霸凌者);然而唸完博士以後才學會霸凌的人通常都會立即變成政客(高級霸凌者),然後把霸凌置換成「依法行政」。

2. 霸凌議題持續在台灣媒體關注/炒作中發酵,這樣下去,依照台灣人處理議題的邏輯,我預期教官將會全面進駐中小學,而五都當中台北跟新北市(雙子城)會率先要求警察每日巡邏校園。

3. 因為霸凌事件換校長的先例已開,所以不管八德國中這位校長到底該不該被換掉,更多的校長將會盡全力徹底隱瞞校園霸凌事件,避免自己被換掉。

4. 人本被反霸凌聲浪當成出氣筒,就跟推動廢死的組織或個人也被支持維持死刑的人當成出氣筒的道理是一樣的:幫壞人說話者就是壞人!我觀察到,媒體已經開始操作這種對立,並且刻意扭曲各方意見,使原本複雜的議題刻板化、二元化。

5. 如果社會崇尚的就是弱肉強食,優勝劣敗,那生命自然會找到出路。在社會定義的正常軌道上走不順的人,當然會發展出另類軌道,在不同的面向取得勝利,「敢」就是勝利。

6. 現在世界各國的都市青少年犯罪都有自我紀錄並透過新媒體公開的傾向,單純一點的像是霸凌,複雜一點的像是俄國跟法國等地的新納粹。這種傾向的「使用與滿足」是什麼?是不是跟恐怖主義者意圖製造恐怖的意圖相似呢?還是跟在牆上寫著「我體內的怪獸已經要爆炸了」的約翰類似呢?

7. 是怎樣的社會環境跟媒體環境,讓年輕人選擇用這種方式來獲得屬於自己的「十五分鐘」?

8. 家暴受害者容易成為校園霸凌者,被霸凌者長大容易成為家暴者...真的只能用業障來形容了。

9. 網路除了被用來把實體霸凌的一次羞辱轉化為網路霸凌的二次踐踏,能怎樣被用來改善這個情況?Ushahidi當初一開始的用途就是紀錄肯亞選後的暴力事件,那能不能拿來用來紀錄台灣的校園霸凌呢?
 

Wikileaks與新聞媒體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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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同意Nieman Journalism Lab這篇文章,我把幾個重點摘出來,順便加入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與大家討論討論。

首先, Wikileaks並不是因,而是果。許多人在討論Wikileaks是不是新聞,大抵都是被它掌握跟公佈的資料數量與強度所震撼,而認為它展現了比主流媒體更強大的吸引力。但是真正把Wikileaks洩漏出來的消息加上事件梗概、前因後果、並加以放大的還是記者,優秀的記者。

就算沒有Wikileaks,沒有那麼多電纜文件,光是當今政府公開的資訊,如國會議事紀錄、各級政府採購標案、各種公聽會、聽證會的紀錄、法庭的審判文、企業的財報...就足以讓有心的優秀記者挖掘無數題材了。而其重要性絕對不亞於Wikileaks至今洩漏的諸多爆炸性事實。

記者,或說「擁有高度資訊處理能力以及議題再脈落化能力」的這些人,當然會是未來社會上最重要的角色,因為這除了是專業,更是一種超能力。商業媒體環境變糟,加上新科技的解放,使得記者被迫或主動遠離主流媒體,在更大的網路空間發揮這些超能力。

Wikileaks沒有改變新聞:好的新聞報導一樣要經過查證、確認重要性,補完議題脈落。而更大量的敏感資訊非得靠更厲害的記者才能處理好。

一個問題是:Wikileaks會否佔去太多報導篇幅跟時段? Wikileaks會不會讓其他需要媒體關注的議題難以曝光?

關於兒少法修法與平面媒體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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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11/17號通過了兒福法修改草案,推動修法的團體包括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台灣家扶基金會等十餘個團體

很遺憾,我找不到草案全文,只有內政部的新聞稿上有列出修正方向,對於這次的修正案,兒福聯盟認為雖然還有不足之處,但算是很大的進步。

針對這次修法,最大的批判聲浪來自報紙等平面媒體(當然,報社也都同時經營網路媒體),根據中國時報的報導,條文對平面媒體及網路提出許多限制:

為了保護兒少身心健康,包括報紙、雜誌等新聞紙,不得描繪犯罪、自殺、施用毒品以及暴力、血腥、色情、猥褻、強制性交的細節,違者將處十萬至五十萬元罰鍰,並公布負責人姓名。

「網際網路平台提供者」必須訂定自律規範,採取明確可行的防護措施,限制兒少接受到有害身心健康的內容,或先行移除相關內容,違者將處六到三十萬罰鍰,並得連續處罰。

在網路散布或播送有害兒少身心健康之內容,未採取防護措施或未配合網路平台提供者的防護機制,使兒少得以瀏覽者,可處十至五十萬罰鍰並得連續處罰,公布其姓名。

媒體和網路都不能報導受到虐待或吸毒的兒少姓名及其他足以識別身份的資訊。至於未來平面媒體報導犯罪、自殺等新聞,如果有觸法疑義時,地方政府會邀請相關學者、民間人士、媒體專家共同審議,然後才決定是否開罰。

但為了避免犯下翁奇楠命案的少年相關資訊不能被報導,危害社會公益,修正草案中也特別增列「廖國豪條款」,為了維護公共利益,經行政機關邀集相關機關及兒少福利團體共同審議,認為有公開必要時,不在此限。

蘋果日報罵得最狠,直接說這些規定是法西斯威權父屁復辟,然後又扯到馬政府是急著要跟中共同步。其實蘋果立場可想而知,畢竟「描繪犯罪、自殺、施用毒品以及暴力、血腥、色情、猥褻、強制性交的細節」就是他們看圖說故事以及網站上動新聞的強項,跟招攬閱聽人的主要工具。加上他們家的壹電視一直被NCC擋(雖然我反對NCC不發照給壹電視的藉口),所以就發了這麼一篇很沒內容又泛政治化的評論:

除了《刑法》,「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還可引用「廣電三法」、《個資法》以及《兒少法》來壓迫媒體的言論自由。用四種法律對付言論自由,比中國還多,有臉自稱民主國家嗎?在法條中埋伏「犯罪」、「細節」等地雷,又不加以定義,等待媒體踩到地雷即如獲至寶,罰款禁播,展示威權,算是個什麼東西?

中國時報呢,大概是還自以為自己站在「捍衛進步價值」的那端吧,也在社論中大力批評

台灣在邁向民主開放社會中,確有不少有識者對媒體報導充滿著道德焦慮與不耐。一個想當然耳的理想是,我們希望有一個完全自由開放,但卻又乾淨的資訊社會環境。然而,正有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通理一樣,開放自由的資訊環境,不可能是完全整齊清潔的;純潔乾淨的資訊環境,一定是經過刻意剪裁控制修飾的產物。如果有人懷舊回想,卅年前只有三張報紙的時代,新聞是多麼清純可愛?而我們必須問一問每一個人,有誰願意回到卅年前重過戒嚴時代的生活?

我認為這個事件其實是台灣媒體沉淪現況的具體而微案例。

首先,台灣平面新聞媒體對自己總是把「好不容易爭取來的言論自由」用在鉅細靡遺描繪社會暴力、性交、自殺過程之上一事毫無檢討,殊不知就是新聞媒體長期以來的報導偏好,才讓「保護兒少」的訴求如今取得如此高的正當性。一竿子把推動該法的團體、立委都打為「道德焦慮跟不耐」或「法西斯威權復辟」,卻不想想看媒體所有的報導都基於批判、揭露跟誇大被報導對象的道德低下來顯示自己的高度,並樂於利用這些瑣碎的細節造成整個社會的焦慮跟不耐。台灣的假道學媒體動輒批判犯罪、暴力、色情、批判主流價值之外的生活型態跟次文化,卻又樂於以假理性口吻描述過程細節,大搞動畫模擬來消費這一切,大眾之所以對於兒少閱聽品質擔憂,正是媒體積極鼓動的結果。

而推動修法的立法委員,是否更該針對政府在媒體結構諸多環節上的放任進行審視呢?媒體競逐報導社會案件細節,無視未成年閱聽人的現況只是整個新聞環境破敗的結果之一,只想取巧拿軟木塞堵沈船的破洞,最後只會徒勞無功。台灣的立法者在媒體問題上對結構管制跟內容管制的著重程度總是失衡,該結構管制的問題,總是用內容管制取巧,真正的結構管制手法卻都被用來進行權利鬥爭。若依照中國時報報導敘述,法條中不明確的判斷標準-「網際網路平台提供者」?「有害兒少身心健康之內容」?-將只是管制者繼續重複將責任推給「學者專家」的慣用手法。

最後我還要問問這些擔心言論自由會因此被限制的媒體,是否可以先說明一下他們的編輯室公約跟媒體內部的言論自由還在不在?廣告主透過買廣告跟置入性行銷對媒體報導的限制就不算是對言論自由的侵犯嗎?媒體高層主管以個人利益主導媒體內容就不算是對言論自由的侵犯嗎?

我期待在台灣聽見媒體高喊「捍衛言論自由」時,是像紐約時報、衛報、鏡報那樣,在政府壓力下堅持公佈Wikileaks的電報文件,或是像朱淑娟、苦勞網、新頭殼、小地方/莫拉克新聞網等獨立記者寧願不要主流庇蔭,仍然要揭露台灣政府對生態環境的毀滅行徑,但總是難如我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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