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生公共媒體演唱會訊息

(本活動訊息歡迎任意轉載)

日期：2004/09/19 星期日
時間：15:00 - 21:00
地點：The Wall這牆音樂藝文展演空間
演出名單：奶油哈姆、林生祥、妮波寺、滲透、Green！Eyes、艾蜜莉、Hindsight20/20、Varo
特別企劃：英國公視BBC音樂節目”Later …with Jools Holland”精華集錦
節目流程：
15:00 – 15:10 ”Later …with Jools Holland”精華集錦
15:10 – 21:00 樂團表演
門票：預售99元，現場150元(收入所得將做為媒體改革相關活動支用)。現場購票只要說出公共電視曾經製播過哪一個專門介紹台灣樂團的音樂性節目即可獲得優惠價99元。
預售票購買地點：小白兔橘子唱片
預售日期：2004/09/02 – 2004/09/18

活動當天媒體改造學社和傳播學生鬥陣會到現場擺攤，除了提供相關議題的資訊外，還有賣媒體公共化小徽章喔！如果你還沒加入支持媒體公共化的連署，活動當天也可以到攤位上連署。

主辦單位：媒體改造學社、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獨立音樂創作人支持媒體公共化網路
協辦單位：The Wall 這牆音樂藝文展演空間

您的參與就是支持媒體公共化的實際表現，歡迎大家呼朋引伴一起來！

腦剎樂隊連署留言

現在是一個媒體公開化時代？這句話讓我感到質疑，本身自己也是某電視台攝影師，相對也是一位媒體人，在工作之餘也希望能讓公司同事聽到台灣的搖滾音樂，但得到的回應卻是搖滾樂教壞社會、叛逆、憤世忌俗...等，因此不願支持真正的搖滾樂，美國現在有MTV2頻道，播的都是搖滾樂，相對在美國有搖滾樂迷的生活價值。反觀台灣，媒體卻只是政治、商業、金錢的掌控著在操作，沒有一個真正音樂的發展空間，看到的反而是春天吶喊嗑藥！有可能嗎?哈哈哈笑死人，這些種種令我想到台灣媒體真是不專業也不公正，春天吶喊變搖頭樂嗑藥Party了！真的很好笑，查明真相再報導吧！別把搖滾樂的名號給弄髒了。

地下道樂團的連署留言

地下道樂隊主唱 陳儀銘

或許我只是一個默默無名的樂隊的成員而已，但基於這多數媒體的不滿，所以我也加入這次的連署，包括對於大眾文化的反抗，我們看見所謂的搖滾樂團，被慢慢的包裝成一種新型偶像、一種符合大家的偶像，上節目時還要被大家問：「有沒有想過要跳舞還是念rap？」，慢慢的我們樂團變成的團體，必須符合大眾媒體的需要，變成一種與音樂不相關的團體。

台灣因為民風與長久的媒體霸佔文化市場使我們的音樂文化變成一種封閉的狀態，我們看見過度的商業行為，壓縮了音樂原有的生命力與原創精神，也因財團媒體的合作，讓音樂變成一種純粹是商業上的工具，而這樣子的循環使我們本地的文化資產一再被吞沒、被啃食。

我們期待的是一個讓各種多元的聲音都有表達機會的空間，不是一個被財團、大唱片公司、經紀公司控制的音樂文化環境。這嚴重影響到我們下一代的文化資產和我們音樂環境的成長與衰落，所以我參加這次的連署活動，表達對主流媒體、各大財團以及大型唱片公司的嚴重抗議。

一夏的搖滾 不夠！

(2004/08/21 聯合報)

鄭凱同／獨立音樂創作者（台北市)

今年夏天真是個充滿搖滾氣息的夏天，繼七月的「貢寮海洋音樂祭」與「野台開唱」之後，為期三天的「Summer Splash派對」也在本周末於白沙灣登場，緊接著八月底還有號稱史上最大樂團競飆競賽的「BAND HUNTING Ⅱ」，一連串的音樂活動在暑假期間接連引爆了搖滾樂的熱力。

大型音樂活動的舉辦，具有鼓勵新興音樂創作的正面意義。長期鼓勵與推動樂團創作的「春天吶喊」與「野台開唱」，今年也已堂堂邁入第十年，樂團青年前仆後繼組團創作，唱出屬於自己的聲音，也讓台灣的音樂文化在商業娛樂體制之外開出了豐厚繁盛的奇花異果，無論是金屬、龐克、搖滾、民謠，或另類、電音、實驗噪音、後搖滾，各種樂風都能激起不同樂迷的迴響。

在音樂社群的場景中，我們看到了鮮活的創造力，反觀台灣的商業娛樂媒體，卻很難讓人看到音樂文化創新的希望。在保守的商業邏輯強勢主導下，我們看到的只有最符合市場價值和最接近主流品味的音樂作品；或者說得更明白一點，只有具備足夠宣傳經費的藝人／團體，才得以跨越門檻進入創作發表的廣電空間。在這種情況下，許多有新意、不流俗的好聲音，被淹沒在千篇一律的陳腔濫調裡。

當然，商業廣電媒體有其自身的運作邏輯與營運壓力，我們也不敢苛求商業娛樂媒體提供多元的音樂內容，但要求以公共服務為目標的公共電視提供另類音樂創作發表的廣電空間，絕對具有正當性，因此我們發起獨立音樂創作人支持媒體公共化的連署活動，希望藉此凝聚更多社會改革的聲音，一起為更美好、豐富與兼容並蓄的台灣文化努力。

多元音樂文化的孕育與發展，需要的是可長可久的創作發表空間，除了前述的大型音樂祭之外，更重要的是更多的中小型表演場地和更開放的廣電空間。我們的連署並非刻意要塑造主流vs.獨立的對峙局面，只是當現實的情況不容於另類、獨立音樂的發展時，我們必須另尋出路。

我們也深知，媒體公共化並非萬靈丹，且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勢必有許多的變數，但如果因此而裹足不前，連改變的機會都沒有。從社會進步的觀點來看，媒體公共化的確是帶動台灣音樂品味多元化發展的契機，需要更多群眾的實際參與。

搖滾樂團不是沒有聲音，只是被媒體收視率掩沒：Gamaa Music & 老諾Live house聯合聲明

當傳播新科技不斷像病毒擴散的同時，人與人之間的階層差距卻越拉越大，當媒體資源越來越多的同時，這些資源卻永遠掌只握在既得利益者的手中，而在社會上所謂的「非主流」就會被邊緣化，這並不是一個民主社會所該產生的現象。

首先，「非主流」這一個名辭本身就有貶低的意味存在，但是卻被媒體「習慣性」地普遍使用，而其中受其荼毒最深的恐怕就是在媒體眼中的「非主流樂團」，當媒體眼中的「非主流樂團」舉辦活動時，媒體經常使用著「抓賊」的心態進行報導，以「春天吶喊」來說，近幾年來，「春天吶喊」的活動有越來越盛大的趨勢，這對樂團來說無疑是一大要事，多少年輕樂團渴望參加這一個在他們眼中的榮譽盛會，但是媒體卻使用不加以採證且未經証實的傳言來加以抹黑，將樂團表演盛會報導為搖頭吸毒派對，而對搖滾樂團不熟悉的閱聽眾，便會誤以為真，而以訛傳訛，這對這些堅持與認真創作的樂團來說是相當不公平的，但是礙於無法享用媒介資源，這些樂團只能擔任媒體收視率底下的犧牲品，進而被規為「非主流」與「青少年問題」的社會新聞。

今年，2004年的海洋音樂祭，狀況雖然好一點，但是我們仍對某台的報導深表遺憾，該台依照「既定」的模式來報導，大概內容是這樣的，記者在福隆海灘的廢棄公廠查獲毒品，並且報警…..，「我們懷疑」（懷疑如果就是真象，那社會有什麼公理）這些毒品和參加本次活動的青年有關，警方也密切關注中……，是的，在這邊我們要恭喜該台又「抓到」了他們關心的焦點，只要是搖滾樂團的活動，媒體就會認為犯罪又要開始，進而相當「雀躍地」準備維持「社會正義」，對於這種現象，更加突顯出「媒體公共化」的迫切性，在傳播科技越來越發達的同時，傳播的速率也越來越快，錯誤與不實的傳聞，輕易地便可以成為社會上的錯誤「共識」，如果媒體只憑「懷疑」就可以抹煞搖滾族群的努力，那麼這族群團體的青春與血淚是不是真的那麼一文不值，如果媒體只顧著攀升視率，那麼這些團體是不是永遠只能當啞巴。

如果媒體不加以公共化，那麼這一個社會永遠只聽的到既得利益者的聲音，社會上其它資源比較少的團體就只能任由媒體擺佈，國外的許多公共化例子都是相當值得借鏡，但是在台灣，公共化淪落為政府與媒體作秀的議題，前一陣子公共化議題炒的相當火熱，但是直到今天，我們仍然無法察覺有何改進的地方，樂團要求的東西不多，只需要一個能發聲的舞台。

在媒體的「巧手包裝」下，樂團給人的印象就是自我中心；我行我素，但我們不禁要試問，媒體真的瞭解樂團；關心樂團生態嗎 ?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搖滾樂和生活的關係無法分離，樂團也關心政治、時事以及這一個社會，關心的程度甚至遠超過忙於追逐利益的新聞媒體，但是在這一個所謂「言論自由」的國家，我們很難聽到樂團真正的聲音與想法，在媒體爭相追逐利益的同時，社會只看到國外藝人的盛大新聞，在媒體爭相追逐利益的同時，社會只聽的見在媒體眼中「主流」音樂的報導，在媒體爭相追逐利益的同時，社會上已經遺忘了其他微弱的聲音，樂團要求並的不多，只希望擁有一個社會參與的舞台。

主音樂團聲明：問題的另一面

台灣媒體數近十年暴增，本該為我們的媒體高度自由化慶幸，但可惜的是我們看不到聽不到自由化所帶來的更多聲音，有的只是一張張一幕幕的複製品，再多的商業層面考量，只不過是專業素養不足的偽裝，不願意去了解、唯恐天下不亂式的報導，在妙筆生花陶醉之餘，只不過又是一次的愚人愚己。

誰不知獨立樂團活動越來越受重視，但卻鮮見重視獨立樂團的報導，我們不能太苛責，試想叫一個小學生做大學的課業，是有一定困難度的，只能給予教育，雖可朔性最高，卻是誤路歧途的危險群，開啟電視、翻翻報紙、其實不難知道～失敗了！

另一方面，政府的未開化也是問題一環，曾經有一個創作樂團活動，壓軸團體居然是一個冒充原住民團體的馬來西亞人，多可笑～多層的惡性循環～還要等多久呢？如果要給時間～我想會是一百年！

流行音樂、社會意識、與棒球

原載於媒體小舖電子報 No.132

文／張世倫

隨著羅大佑寫歌針貶時事、張惠妹遊走兩岸、野台開唱阿扁到場，剎那間流行音樂與政治間的關係，似乎難得地又在台灣媒體上受到注目與爭論。不過各方觀點，大多還是集中在藝人的政治立場是否需要明確表態，以及表態與否的利弊得失與權衡輕重。換言之，與其說是藝人的政治／社會意識突然被大家所重視，不如說這是台灣黨同伐異的政爭擴及到特定藝人／活動上，所產生的附帶效果。

台灣流行音樂長期以來，大多缺乏社會與政治意識，歌詞文本單調蒼白地沈溺於男歡女愛中，不求長進數十年如一日。這種流行音樂單調化的窘境，或可由一例看出，備受國人注目，即將在奧運奮力搏鬥的棒球，堪稱台灣「國球」。然而台灣流行音樂裡，扣掉唱片公司搭風請職棒球員錄製的粗糙專輯外，印象中竟沒有任何歌曲，是直接、真誠、並清楚地處理過棒球作為台灣社會集體記憶一部份的這個事實。

唯一的例外，或許是一個叫Baboo的樂團，曾在1992年的專輯《新台幣》裡，寫了一條〈棒球狂〉，歌詞不但回顧了台灣棒球史的若干篇章，創作者並將他個人成長歷程與其連結，深刻度，也就高過那些拿職棒明星當封面，粗製濫造的音樂專輯。Baboo樂團沒有成功，出了一張專輯就銷聲匿跡，他們的團長，經過了十年的努力、適應、與若干程度的妥協，現在終於成為台灣流行音樂知名的製作人：林暐哲。相對於此，被英國人視為國球的足球運動，就不斷地在他們的流行音樂中被賦予詮釋。除了眾多足球歌外，每次英格蘭國家隊有國際重要賽事時，都要千挑萬選挑選隊歌。英國著名的樂團New Order，就曾以一首〈World In Motion〉入選英格蘭加油歌。

或許有沒有棒球歌或足球歌，是件「小事」。但是從這件「小事」，也可以管窺天，洞察一個社會的流行音樂，是否能對各種千奇百怪的事件、歷史、與現象，做出創作者自己的回應與詮釋，還是只會死守著男歡女愛，愛無止境地，愛你一萬年。

台灣這個社會裡的切身「小事」，流行音樂都無法有效反應，或參與鼓動，要說台灣樂手都不關心那些全球化、政治、社會等「大事」，或許是過於苛求了。

連走路都不大會了，也就不能苛求他飛。

讓野台開唱的聲音更為遼闊

(原載於媒體小舖電子報No. 131)

文／魏玓

上個週末參加了邁入第十年的「野台開唱」音樂祭活動，感觸很多。記得活動第一天，聽了包括美國女歌手Mitchell Shocked、樂團American Analog Set、國內獨立樂團薄荷葉、骨肉皮等等的精采表演，在開車回家的路上，原本極為習慣順手打開收音機的我，在喇叭傳出周杰倫新歌的十秒鐘之後，忍不住關上收音機，享受車中寧靜環境裡自然迴響起來的，一、兩個小時之前聆聽的各種多樣、豐富的音符。

除了高中和大學時代瘋狂接觸過一陣子的搖滾樂，最近這幾年來我對於外國各類搖滾音樂的涉獵非常少，對於國內這幾年來風起雲湧的獨立樂團作品，了解也很有限。由於工作和研究重心的關係，我大多是便宜行事，隨手打開收音機頻道聽到的主流流行音樂，也就方便滿足最近幾年我在接收音樂上的需求。換句話說，我對「野台開唱」裡的音樂，幾乎是門外漢。然而也只不過是一個晚上，五、六個小時的多元音樂洗禮，讓我的音樂視野，瞬間打開許多，對於國內的主流流行音樂，也就立刻有了不一樣的感受。

我在這裡想討論的，並不是周杰倫的音樂究竟如何，也不是要突顯，我是怎樣有音樂欣賞上的慧根，能夠快速感受和學習多樣的音樂元素(事實正好相反，在欣賞音樂上，我其實並不高明)。

我想說的是，由於當今音樂生產、播放和收聽的整個大環境，某些由大型音樂企業所規劃出品的音樂，佔據了較有利的位置。一般人打開收音機或音樂電視頻道，接觸到的大多是這類音樂。這類音樂不見得一定有什麼不對不好，但是在商業利益和風險考量下，可以確定變化性和創造性都是比較差的。每個人都想聽好音樂，但是當音樂來源是有限的時候，好或不好的判斷，感受上的豐富或侷限，只能在既有的有限選擇之中打轉，擴展和提升的可能性也就很低。然而只要有機會接觸不同創作環境產出來的多樣音樂，即使是門外漢，也很容易能夠超越既有的音樂欣賞框架，引發不同的音樂美感經驗。

我想，「野台開唱」這樣的活動，除了對創作者有非常正面的幫助之外，對於台灣音樂文化的最大影響，或許就在這裡。接下來，要如何讓這樣的影響，能夠擴大延展到更多人的世界裡，也就值得所有愛好音樂的朋友們一起來思考了。

反叛 不只在夏日

作者：【張鐵志】

夏日是用音樂吸收人們過剩熱情與汗水的季節。紐約另類雜誌村聲(Village Voice)在今年七月，就在已年華老去的康尼島海濱遊樂園，舉辦了第三屆的免費獨立音樂祭。

音樂祭，是把搖滾文化中的一切元素酖酖音樂、藝術、社會實踐和生活方式酖酖濃縮在特定的時刻與場所。這個時代另類音樂的神聖祭典是英國的Glastonbury音樂祭。這個始於一九七悾年代的音樂祭，曾孕育出許多搖滾或電子音樂的瘋狂與極致，創造許多音樂史的神話與八卦，並且始終秉持社會理想和社運組織合作。每年夏日，Glastonbury和其他後起的音樂祭提供了一個想像的烏托邦，讓樂迷們逃離日常生活的異化。

當然，在歷史上最經典、且標誌一個時代精神的音樂節，是一九六九年美國紐約州的烏史塔克(Woodstock)。但歷史的尷尬是，過去三十年來，在美國卻一直沒有一個持之以恆的音樂祭。

但在台灣，一個新的青年音樂祭文化卻開始進入年輕人的夏日想像。今年，島嶼南方的「春天的吶喊」和台北的「野台開唱」正式滿十歲，並早已不再是一小群祕密黨徒的夏日密謀革命。而邁入第五年的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也讓「到海邊聽音樂」成為北部年輕人的夏日高潮。問題是，這些另類音樂節是只是豔陽下的消費或者反叛？而離開夏日的海邊或遊樂場之外呢？

就音樂環境來說，這些音樂祭代表這些獨立音樂人以集體的吶喊，成功地殺出了主流音樂工業以外的生路，並促使過去十年台灣獨立音樂的場景空前燦爛。不過，獨立音樂的旺盛生命似乎並未衝擊到主流音樂體制。不過是幾年前，主流樂壇出現一股「樂隊風」，不少樂隊從非主流成功地進入主流市場。當時很多人都以為這股力量會為台灣的流行音樂帶來質變，但體制的頑抗似乎遠超過反抗者的估計。現在不但這股風潮消失，連許多原來在主流體制內較有創意的優秀創作人都選擇出走。主流音樂工業似乎愈加惡質化：唱片行幾乎被少數大集團完全壟斷，唱片公司徹底集中化並且只跟隨最短視的市場邏輯，廣播和電視節目難以接觸到不同的音樂，音樂雜誌逐一崩垮。

放到更廣闊的青年文化來看，以往暑假的音樂活動都是被主流藝人的大型音樂節主導。現在，這些音樂祭卻逐漸吸引了廣大年輕人釋放他們的熱情和想像力。一種另類青年文化的可能似乎正在蔓延。例如今年的野台開唱引進了更多社會議題，包括邀請到美國知名的女權運動歌手Michel Shocked；而不少獨立樂隊也將在現場宣揚媒體公共化的理念，連結起傳播環境的改革與音樂文化的創作。

當然，這個新青年文化的面貌似乎還很模糊，畢竟我們不可能期待幾天的音樂活動就能創造新文化。真正的危機或許是一旦主流的音樂工業或商業勢力看到新萌芽的商機，必然會試圖介入。不過，目前我們仍看到他們的強硬生命力：現在雖然有的是商業贊助，有的是地方政府支持，但活動本身是由真正的音樂人完全主導，且活動內容都是不打折扣的獨立音樂。

更進一步來看，如果真有一天這些活動開始變質，那又何妨？流行音樂本來不就是這樣一部辯證的歷史嗎？當獨立的、另類的聲音爆發新的能量後，可能隨後會被主流體制給吞噬，但總是又會有新的力量不斷誕生，或者原來的戰鬥者會轉移陣地繼續戰鬥。反叛的樂聲是不會只停留在夏日豔陽下的啊！

【2004/08/07 聯合報】

流行音樂要的是真誠

2004.08.02 中國時報
流行音樂要的是真誠
◎何東洪

七月三十日晚上十點，台北的「野台開唱」舞台上，美國女歌手Michelle Shocked以一把吉他和她的小喇叭手Rich Armstrong作了精湛演出，震撼了在場所有聽眾的心。「我是美國人…如果你們在追求獨立的道路中，把美國當成你們的朋友，那就錯了！…請不要讓你們的前途斷送在賣武器的戰爭販子手上！」

令台下觀眾震懾的，不只是Michelle Shocked這番強烈表述的開場白，尚且在她言之有物的歌詞中指涉了政治社會議題，如女性的自主、愛情的虛實樣貌、年輕寡婦的戰爭控訴等，輕易流暢地融入在街頭爵士樂、高山鄉村昂唱、民謠吟遊詩人敘事風格等多樣而豐富的曲式中，讓觀眾為之心馳神迷。如此的感動，對比於近日阿妹北京演唱會的風風雨雨，和媒體競相加油添醋的報導，讓我們見識到了流行音樂的真誠與偽善。

也許有人會說，Michelle shocked 是知識分子，而阿妹只是個「盡全力表演」的流行歌手，不能等同視之。以下我舉幾個例子，反駁如是說法。

八○年代末，正當Michelle Shocked打進主流市場，聲望如日中天時，唱片公司想投下一百萬美金為她加持巨星地位，卻被她一口回絕。她反而要唱片公司將這筆錢的百分之九十投資於有創作力卻無名氣的新藝人。再者，當布希政權違反美國民意，執意出兵入侵伊拉克之際，美國陷入新麥卡錫主義、愛國沙文主義的獵殺氣焰中，她卻與地方社群團體、流行歌手一起巡迴，一邊唱歌、一邊辦工作坊，力圖發出反戰的聲音。

反觀九○年代崛起的「國際巨星」阿妹（比唱片銷售量，阿妹不會賣得比Michelle Shocked多；她的跨國可樂廣告才是國際化的指標之一），在七二水災的義唱上，努力從門票與樂手的慷慨解囊下募得一百萬元。巨星作善事，總是不會直接從她們天文數字般的收入中拿出款項，老是要大張旗鼓地吸引媒體注意，「懇求」歌迷共襄盛舉。更諷刺地，作為一個原住民，阿妹從不以族群人格介入公眾事物，還要中國支持者在北京演唱會場外來個「藉由張惠妹演唱會表達我們支持台灣原住民對於正義的訴求，也強烈抗議呂秀蓮發表不當言論污衊高山族同胞。」真是令人錯愕的場景！

五年前九二一地震後，阿妹的巨星位置正如日中天，媒體呈現身為原住民的她，風塵僕僕地訪問原住民災區，與原住民小朋友擁抱哭泣的畫面，還有小朋友拿出「逃過一劫」的心愛的阿妹剪報，與偶像分享。據筆者當時親訪那個部落，才知道這感人畫面都是「事先演練」而來的。我寧可相信阿妹本人並不知道，而一切都由唱片公司或是經紀公司事前與小孩子套招而成的！

拿阿妹與Michelle Shocked兩相比較，意不在詆毀前者，恭維後者。只想藉此說明，關於音樂與政治的爭辯中（見本版七月廿一、廿二、廿四日張鐵志與王維明文章），我們經常錯誤地將政治與音樂視為兩種截然不同的實踐，然後從歌手的作為中檢視兩者的關連或是互不相干。試想，阿妹在中國的電視媒體「低聲下氣的認錯」不是十足的政治表態嗎？耗資兩千萬的表演與媒體的「解套」，以及來自中國市場歌迷的壓力與中國政權對「綠色藝人」的恐嚇，不正說明音樂就是政治實踐的一環嗎？而身為公民，歌手的表演與日常實踐，不也體現政治態度？

有人說，這正是流行音樂與搖滾樂的差別，前者重視「秀」，後者重視「精神」，從而將流行音樂的歌手視為是沒有社會與政治人格的人，一方面又將搖滾樂歌手過度美化。筆者以為，評價音樂的好壞，是聽眾品味、鑑賞能力的養成，但這能力所形成的聽眾群，絕不等同市場銷售數字，聽眾（歌手更是）也不該被「唯利是圖」的宣傳煙霧彈蒙蔽。

流行音樂的真誠與情感的觸動，有時真的只需要一把吉他，一支小喇叭，就遠勝過千萬遍政治論述與宣傳，更無須耗資千萬、光鮮亮麗的舞台與凝視肉體慾望的勾引；流行音樂的偽善，在「巨星體制」的運作中，讓我們嗅到了投機主義下的銅臭味，以及巨星們的利用與消耗。

（作者為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社會系助理教授）

關於媒體公共化：Q&A

Q：什麼是媒體公共化？
A：媒體公共化就是要建立健全的公共廣電媒體。基於公共服務的精神，公共媒體為全民所有，且有義務為全民服務，其運作不受任何政黨與財團干預，是最能超越黨派利益，防止政黨和政府介入的媒體。目前媒體公共化比較實際可行的做法是將台視與華視轉型為公共電視，並結合其他公有媒體資源，包括內湖公共電視、客家電視、原住民電視、宏觀衛視，以及中央、警察、漢聲、教育等廣播電台，轉型成一個民主、多元、有競爭力、影響力和經濟規模的公共廣播電視集團，發揮節制媒體過度商業化的功能，並強化媒體公共服務的責任。

Q：台灣為什麼需要媒體公共化？
A：因為台灣的廣電媒體已經過度私人化、財團化與商業化，在商業邏輯的強勢主導之下，我們看到的是為了收視(聽)率、廣告利潤而無所不用其極的各種偏鋒手段(暴力、色情、八卦、假事件、節目廣告化)，傳遞給我們多而無用的資訊垃圾，浪費電視資源及公眾的寶貴時間。只有公共媒體才能導正如此劣質的媒體環境，徹底落實公共服務精神，提供優質、多元的節目內容。

Q：媒體公共化和音樂文化的發展有什麼關係？
在台灣實際的音樂創作場景中，金屬、龐克、搖滾、民謠、另類、電音、實驗噪音、後搖滾等不同類型的音樂創作者都展現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音樂創造力，現在我們在大眾媒體上看到、聽到的音樂內容，只是台灣音樂創作場景中的冰山一角。台灣的商業娛樂媒體無法反映現實的音樂創作景況，造成這種落差的原因在於台灣的商業娛樂媒體只播花錢打片的MV、只問八卦不問音樂。對於商業娛樂媒體我們無所期待，但是我們可以要求公共媒體提供多元音樂發聲的廣電空間，製作有別於商業娛樂媒體的廣播電視節目，讓節目內容回歸音樂本質，也讓多元的音樂文化能夠更加壯大、完整。

Q：為什麼獨立音樂人要支持媒體公共化？
完整的公共廣電制度，可以提供新興音樂創作人發聲的管道，讓更多人聽到更多新鮮有創意的音樂，進而促進音樂文化生生不息的發展活力。況且媒體公共化的影響是全面性的，與每一個公民息息相關，如果可以藉著音樂的感染力來號召更多人加入支持媒體公共化，那會是一件相當有意義的事。

Q：我要怎麼支持媒體公共化？
你可以加入支持媒體公共化的連署，同時向不了解此議題的人說明媒體公共化的重要性，音樂工作者連署請到我們的活動網站(http://www.bigsound.org/publicmedia)，個人連署請到媒體改造學社網站(http://twmedia.org/)。

拾參樂團的連署留言

我們曾經親身經歷過短視近利、矯揉造做的商業運作體系，一度迷失其中，對於商業考量優先、汲汲營營於金錢驅使的環境深感厭惡。由於主流媒體的強制性灌輸、錯誤教育於消費者大眾，讓無聊至極、陳腔濫調的音樂、影像、節目型態等充斥於台灣社會並成為大眾眼中的標準價值觀，嚴重壓縮了樂團、真誠創作者的發展空間，期許整個大環境能因為這個連署理念而有所改善，在台灣市場上能看到多元化、具有營養性的創作結晶。而對於其理念我們深表認同。

讓非主流音樂在公共頻道找到空間

讓非主流音樂在公共頻道找到空間

擺脫商業宰制 地下樂團發起連署

記者劉郁青／專題報導

地下音樂或戶外音樂祭在現今的青少年文化中也許是「酷」、「炫」的代名詞，但搖滾樂的發展歷程往往也發揮反叛、革命、社運的功能，近來一群不甘於「音樂只是音樂」的地下樂團發起「鼓勵音樂文化多元發展，強烈支持媒體公共化」的連署運動，包括小白兔橘子唱片、大大樹音樂圖像鍾適芳、閃靈、濁水溪公社、薄荷葉、廢唱片、壞女兒、TizzyBac等樂團都加入連署。

連署聲明稿中表示：「在音樂社群的場景中，我們看到了鮮活的創造力，反觀台灣的商業音樂頻道，永遠充斥著付錢打片的MV及陳腔濫調，不然就是跨國唱片集團的疲勞轟炸。…但一些有想法、有新意的藝人、樂團，不是被保守的商業台認為『太前衛』，要不就是『不夠成熟』、『沒有市場』。」因此這份宣言期待媒體公共化後能夠規劃17長期的音樂園地，或是有專門的音樂電台來介紹獨立製作的音樂，呈現音樂多元發展的面貌。

發起連署的是地下樂團的成員、淡江傳播所的學生鄭凱同。鄭凱同玩團的經驗豐富，從大一至今已有七年，一開始在樂團TizzyBac，兩年前則轉戰到「薄荷葉」擔任鼓手。

他說，如果不是大唱片公司的宣傳，或是具備「話題性」，地下樂團的能見度極低，就讀研究所後接觸到媒體公共化的訊息，看了英國BBC家喻戶曉的音樂節目〈Later…with Jolls Holland〉，主持人自己也組團、玩Band，介紹各種類型的音樂，訪問主題永遠以「音樂」為重心，而非八卦，因此認為非主流音樂應該可以在公共化的頻道中找到生存空間，而擬定聲明，發起連署。

媒體改造學社召集人管中祥說，媒體公共化是一個理想，不僅獨立音樂想在其中找到發展空間，也曾有對動畫有興趣的團體想和公共化議題作連結，希望能在公共化的頻道中有更多好的動畫節目被規劃、介紹給觀眾。鄭凱同說，每個玩樂團的人想法也許不同，有人想和五月天一樣一炮而紅出唱片，但也有人想透過音樂表達理念或想法，這個連署運動也會在野台開唱的活動中推廣，希望有更多音樂人支持宣言裡的想法。如果讀者有興趣，也可上網參與連署http://www.bigsound.org/publicmedia/。

【2004-07-29/民生報/A12版/文化風信】

公共媒體與搖滾樂

(原載於媒體小舖電子報第130期)

作者：張世倫

最近，一些台灣的獨立樂團，發起了支持媒體公共化的連署活動，讓我想起很多事。不過，一切得從自己的經驗講起。

1988年，我13歲，那是一個只有三台，沒有第四台的年代。漢城奧運將近，突然一股私裝小耳朵衛星的風潮，流行起來。於是，當時的我，每天除了官控商營的無趣三台外，突然多了NHK可看。

日本話，聽無，但我們一家都聽搖滾樂！有了NHK，落伍的，過時的，一成不變的余光《閃亮的節奏》，「閃」邊去！我還記得當年的我，多麼訝異於一個日本的公共電視頻道，居然可以那麼重視搖滾樂文化，原來電視，也可以這樣。

當時的NHK頻道，有一個叫做《Young Battle》的常態性節目，性質類似台灣的歌唱新人王大賽，固定在NHK的攝影棚錄影。可是，裡面的日本少年可嚇死人了，風格從自由爵士到龐客搖滾、從民謠到雷鬼、從繞舌到重金屬，千奇百怪，完全不是當年的台灣人想像中，電視螢幕裡會出現的奇妙景象。當時的NHK另有一帶狀節目《Music Box》，每天主題不同，老搖滾、重金屬、流行樂、舞曲，各擅勝場。

有那麼一天，專門介紹歐美最新搖滾樂的節目（當時還沒有「另類音樂」這個詞）《Transmission》，出現了一個留著娃娃頭，怪模怪樣的矮小女生，用力地用她獨特的嗓子，唱著一條叫做〈Birthday〉的曲子。曲子播完，樂團叫做Sugarcubes，一個來自冰島的小樂團，沒上過任何排行榜，台灣沒人聽說過。十五年後的今天，所有的人都認識這個樂團的女主唱Bjork，島嶼上最紅的連續劇裡，女主角也被叫做「碧玉」。

NHK的音樂節目，不是只有國人熟悉的，較偏向日本主流口味的年度「紅白大對抗」。日本獨立樂界的團體與樂手如Bo Gumbos、戶川純、老將如忌野清志郎等，都三不五時會在頻道中表演。有一次，又是一個日本的獨立樂團演唱會，他們穿著短褲、阿公內衣、涼鞋，狀似河童，用洗衣板跟鍋碗桶蓋作敲擊樂器，大量使用手風琴等，營造出一種具有童趣卻又不失原創的怪異的民間風格。這個叫做Tama的團，台灣年輕人大多一定聽過他們的歌而不自知，因為後來《櫻桃小丸子》的片尾曲就是他們唱的。

NHK是日本的公共電視頻道，它令我印象深刻極了。他的音樂節目，視野既廣又寬，眼光超前專業，不因曲風商業獨立於否而大小眼。

同樣的，在英國，BBC的Radio 1廣播頻道早已成為整個流行文化中極重要的一個環節。其中最權威的主持人John Peel，節目多年來已成為英倫搖滾樂重鎮，他的Peel Session，節目中會請來樂團現場表演，且有自己偏好取捨，這種重視現場、強調品質的原則，加上多年累積的口碑，使得不管多大牌的樂手，都以能上John Peel的節目為榮。任何以為公共媒體必然等於老化、僵化、無聊化的人，都該連上BBC Radio 1的網站，聽聽看人家的公共媒體音樂頻道，精彩程度有多恐怖。

何以公共媒體在歷史經驗裡，較能保障獨立、非流行、及搖滾音樂的空間？這是因為商業媒體，追求利潤，好回報股東，凡事多所考量短期廣告營收，幾乎多以收視率當唯一指標。在此政經條件制約下，即便商業媒體中，出現一、兩個優秀、認真、具有視野的音樂節目，大多也無法長期持續，一兩季後便在廣告壓力下草草收場。這種單點的、短暫的、曇花一現的音樂節目，對於需要長期累積的青年文化來說，沒有累積性的效果，更無法形成一個穩定的媒體空間，供搖滾樂手／樂迷培養、積累、交換他們的音樂經驗。

不過，有了公共媒體，也不必然保證搖滾樂文化就能紮根茁壯。公共媒體的背後，還是要看主其事者的視野與眼光，是否足夠，還是只沿襲現在台灣公視的節目模式，保守守成，缺乏對青年文化積極的開創性。但至少，有了公共媒體制度，因為他必須向所有公民（包括年輕人在內）負責，而不需屈服於商營媒體的股東及利潤邏輯，因此，也就有了公眾想像、介入、及鼓吹的空間。所謂「公共」，是極為複雜的混合體，青年文化與搖滾樂，怎能缺席？

這份宣言，就是這種介入與想像的第一步。

我們有權決定我們要什麼樣的音樂媒體：就從支持媒體公共化開始

(原載於小白兔通訊2004年七月號)

作者：鄭凱同

我一直都很喜歡骨肉皮的《快樂玩》，記得以前(好像很久了)有一陣子常常在深夜時段的channel V上看到骨肉皮的MV，當時看到的感受其實是又興奮又憤慨，興奮是因為在電視上看到骨肉皮MV的機會不多，能看到真的有一種「賺到了」的爽感；憤慨則是為骨肉皮抱不平，為什麼這麼好聽的音樂竟然被放在那麼冷門的時段才播？

喜歡聽台灣樂團的人一定都能體會這樣的心情，一定都對音樂電視台甚至廣播電台有所期待，期待哪一天能在大眾媒體上看到、聽到自己喜歡的樂團。但是以現在的狀況來講，在電視上看到這些樂團MV或演唱的機會是微乎其微，打開電視，轉到channel V或MTV，充斥的仍然是一堆付錢打片的MV，要不就是跨國唱片藝人的宣傳特輯。看不到閃靈的MV怎麼辦？看不到Tizzy Bac的MV怎麼辦？看不到妮波寺、壞女兒的MV怎麼辦？很簡單，不要再對商業媒體有任何期待了，與其痴痴地等哪天商業音樂台心血來潮播一下，還不如要求政府在公共媒體集團成立之後，規劃一些專門介紹台灣樂團的音樂性節目。

憑什麼我們可以這樣要求？憑我們都是台灣的公民，公共媒體是屬於全民的公共空間，本來就有必要滿足社會上不同群體的需求，只要我們想在大眾媒體上聽到更多台灣樂團的聲音，我們就能以公民的身分向新聞局提出我們的意見，並且要求政府當局將其納入公共電視集團未來發展的參考。這是身為公民的權利，只是許多人都忘記自己還擁有這些權利而已，主動與被動，端看自己要不要珍惜這個權利。

如果不滿於當今商業音樂媒體的現狀，就要行動，有行動，就有改變的轉機，不做，連機會都沒有。要怎麼做？也很簡單，加入媒體公共化運動的行列，積極參與相關活動，遇到對此議題不熟悉的人，向他們說明媒體公共化的重要性，讓他們了解媒體公共化事實上和每個人切身相關，集結更多支持媒體公共化的聲音，讓政府知道，我們是認真的。

台灣獨立樂團 該試著親近社會

2004.07.26 中國時報

台灣獨立樂團 該試著親近社會(管中祥)

海洋音樂祭的吶喊在七月的燥熱中響起，卅萬人潮擠爆了北海岸。歌手、樂團、小販、條子以及喜歡沾惹音樂的朋友在日漸被破壞、侵蝕的沙灘上嘶吼狂放，享受夏日晚風與紛雜樂聲。

這只台灣的音樂盛事之一，接下來的「野台開唱」以及年初舉辦的「春天的吶喊」，一次次地吸引人潮與錢潮，也帶起多元樂風，激發非商業體制下的音樂創作能量。不過，就在獨立樂團逐漸蓬勃的同時，未來是否會像許多音樂前輩進一步地透過音樂影響政治、改造社會？或者，這些音樂聖典只是獨立樂團與公共事務隔絕的另一條線？是許多人關心的問題。

其實，台灣也有少數的獨立音樂工作者參與公共事務與社會改造，不論是早期陳明章、朱約信、「黑名單工作室」，或者近年來在社會運動經常出現的「交工」、「黑手拿卡西」以及「飛魚雲豹」，都顯示對不義政治的批判，與傳達社會的不滿與憤怒。不過，除此之外，大多數的獨立樂團與公共事務似乎沒什麼多大的關連。

雖然如此，「薄荷葉」、「Tizzy Bac」、「閃靈」、「濁水溪公社」等獨立樂團正在進行「鼓勵音樂文化多元發展，我們強烈支持媒體公共化」的連署活動（活動網址：http://www.bigsound.org/publicmedia/），卻讓我們看到音樂人的另一種生命力。他們說，「商業音樂頻道裡，永遠充斥著付錢打片的MV以及了無新意的陳腔濫調，再不然就是跨國唱片集團MV的疲勞轟炸」，因而期望未來在「公共媒體集團成立後，應規劃一到多個有別於商業音樂頻道的常態性音樂電視節目」、「提供多音樂發聲的廣電空間」。除了發表聲明，他們也打算舉辦演唱會喚起更多朋友的加入，這不僅是音樂人為自己爭取多元音樂的公共空間的活動，更是親身參與社會、改革媒體的實際行動。

張鐵志在他的「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書中，介紹了近五十年歐美獨立樂手與主流藝人為何及如何參與社會改造的過程。他們反戰、反貧窮，反歧視、反全球化，以及媒體改革，不但以音樂撼動政治，甚至也親自參與社會改革。書中特別提到：「創作者可以透過不同的詞曲、表演方式，以及實際社會行動召喚出不同的行動主體…與進一步的社會實踐」。顯然的，台灣獨立樂團普遍是與政治、社會疏離的，但音樂與政治、文化、社會卻是層層相扣，獨立音樂人在享受音樂解放的同時，也許還可以試著拭去音樂與公共事務間的那條界線。

美學政治化 幽靈盤據

2004.07.24 中國時報

◎張鐵志

如果音樂的社會想像無法超越既有政治窠臼，無法在音樂美學上向上提升，那麼就與政治宣傳歌曲沒什麼兩樣。這是筆者之前就已總結西方實踐經驗的感想，而非為羅大佑先生訂做。

七月二十二日時論廣場刊出王維明先生大作「音樂是政治環境的鏡子」一文，回應筆者二十一日刊出的「音樂是政治角力還是進步利器」（簡稱張文），卻似乎仍然陷入本文所指出台灣社會面臨的困境。

筆者完全同意音樂是反映政治環境：對王文而言，羅大佑所唱的是許多人關心的問題──雖然這個「許多人」，其實是社會中的部份政治立場。筆者關切的卻不是他的立場是藍是綠，而是想質問為何創作者的眼中只有那些最能激起情緒的政治議題？是什麼樣的社會條件，讓一個在早期曾有點反叛性格的歌手，現在接連推出的歌曲都只和政治人物的修辭一模一樣？為什麼沒有更多的創作者關心進步的價值和社會弱勢的聲音？要批評執政黨為何不去談貧富不均或外籍新娘問題？

筆者嘗試提出的答案是更大的政治環境和媒體環境，讓我們所有人的想像力和關注視野狹隘化，並且被藍綠之爭猛烈拉扯，以至於一來最狹義的政治議題主導了政治和社會改革議程，二來是讓兩大陣營都缺乏自省的能力，缺乏內部的異議聲音，往往是為了對抗而對抗。不用否認，台灣現在最大的困境，正是藍綠對抗的意識形態幾乎穿透社會各領域。有政治立場是正常的事，但是各政治立場的政治人物、學術或文化工作者，應該在這些立場上拓深價值理念、拉開政策視野。

的確如王文所說，「膽敢表達政治或社會運動意涵的流行歌曲已經是瀕臨絕種的稀有動物。」不過，如果羅大佑先生的音樂（包括前一首）就是定位為代表藍軍理念，讓大家唱得的高興，那麼這絕對無可批評，但是回到張文的原始標題，這就是代表政治角力中的一種立場，而不是社會進步的武器。固然筆者百分百同意追查槍擊案真相的重要性，但是當「綠色恐怖份子」高唱「Formosa的選舉要靠鮪魚肚子，才能宣誓連任位置」，這就是粗俗的政治語言──套一句現在流行用語，這是「民粹」的修辭。

同樣的，如果有一個偏綠歌手每天只會打連罵宋，對其他議題毫不關心，且在音樂美學上毫無用心，我們也只會把他當做會唱歌的政治人物。我相信，如果一個政治人物只會指著對方鼻子罵，我們都不會尊敬，更何況是一個音樂工作者？相對的，張文原來提到許多關懷弱勢的樂隊如黑手那卡西或交工樂隊，他們有的經常批評民進黨政府，但所關切的議題都能超越藍綠，真正指出台灣社會面臨的許多矛盾，同時在音樂美學上也都成就斐然，這才是稀有動物吧。

如果我們不能標舉更高標準來看待美學的政治化，而認為這樣一個彷彿在寫競選主題曲的歌手就是稀有動物，並且只要有人評論他的歌曲深度和美學價值，就被視為是在政治審查，那麼這種批評聲音，正象徵本文所關切的藍綠鬥爭的幽靈，依然纏繞在台灣上空啊！（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音樂是政治環境的鏡子

2004.07.22 中國時報

王維明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在中國的土地步下了空軍一號，和周恩來握手，美中台和全世界的多角關係從那一刻改觀。這個歷史性的一刻被極微主義（Minimalism）大師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在一九八○年代中期搬上歌劇舞台，在約翰亞當斯譜寫〈尼克森在中國〉時，台灣的羅大佑因為〈亞細亞的孤兒〉等幾首曲子，被貼上抗議歌手的「光環」。

當年不少人因為「抗議」這兩個字把羅大佑捧上天，而今天，卻因為同一個歌手寫了〈綠色恐怖份子〉，就迫不及待地把他貶為政黨的政治工具。也有人還沒仔細聽這首歌，就已經決定把它踩在腳底下。

台灣的評論者存在於政治光譜的每一個波長，而其政治立場往往變成立論的基礎。公平地說，在整個西方文明所主導的美式民主下，這種因為立場而未審先判的情況並非台灣才有。

三年前，約翰亞當斯發表了另一部歌劇〈克林霍夫之死（The Death of Klinghoffer），這齣歌劇講的是巴勒斯坦「恐怖份子」劫船，最後把船上一名叫做克林霍夫的猶太籍殘障美國老人殺掉。歌劇中引用了舊約聖經和可蘭經的辭句，更有一段是「恐怖份子」回憶小時候在難民營成長的經過。約翰亞當斯毫不避諱地運用杭亭頓「文明衝突」的理論去解釋以巴衝突，對照日前海牙國際法院裁決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建的圍牆違法，與中東人質綁架斬首事件層出不窮的現況來看，這部歌劇至少可以說是先知先覺、歷久彌新；可是，看在某些美國人眼裡，卻是肉中刺。

紐約時報就有評論家不客氣地說〈克林霍夫之死〉是「反美和反中產階級」，波士頓交響樂團也因為怕觸動九一一事件的敏感神經而取消〈克林霍夫之死〉的演出。

試問，一部歌劇的良窳和反不反美有何關係？羅大佑在台灣流行音樂的地位，難道也該因為一兩首不向掌權者趨炎附勢的歌曲而有所改變？

二十年前，還有不少人聽所謂「抗議歌曲」時，欣賞的是其旋律、和聲、節奏、布局；現在對於羅大佑的討論，似乎只集中在「綠色恐怖」、「槍擊騙子」幾個字上面；難道改成批評二二八事件的歌詞，就會改善其音樂品質？

其實，音樂不單單是妝點氣質的消費品，也是社會生活和政治環境的鏡子。如果對於羅大佑歌曲中的訊息有強烈的意見，那表示影響一般民眾的議題也同樣地影響創作者；二十年前如此，今天也是如此。討論的焦點應該放在議題的本身，而非承載議題的歌曲。

民主社會的聽眾當然有權表達對於藝術作品的意見，可是這個意見有專業程度的區分，不是「票票等值」。而且，超過了純粹意見的層次，沒有人有資格告訴藝術家表達什麼是「正確」，什麼是「不正確」。如果試圖用抹黑、甚至運用商業機制去「淨化」藝術，就傷害了民主社會賴以為基礎的言論自由。真民主和民粹的分野就在這裡：前者理性地討論議題，後者逮到對象就急於將之鬥垮、鬥臭。

筆者同意日昨張鐵志先生發表的看法：台灣的音樂環境被最庸俗的市場邏輯宰制，執政者也只是把流行文化當作動員工具。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台灣人在音樂裡聽到太少的東西；一位流行樂界的朋友甚至斬釘截鐵地表示，音樂是用來看的，不是用來聽的。

年輕世代對於流行文化－－不管是來自美國的ＮＢＡ或來自日本的ＫＵＳＯ－－的興趣遠遠大於對於政治和民主的瞭解，遑論對於真相與正當性的關切。幾個搖滾音樂祭都被業者操作成盜版橫行時促銷歌手的另類管道，感受不到深刻和有內容的「反骨」。在這種情形下，膽敢表達思想、政治、或社會運動意涵的流行歌曲已經是瀕臨絕種的稀有動物。

這些稀有動物還能存活到幾時？

（作者為美國密蘇里大學音樂藝術博士）

音樂 政治工具或進步利器？

2004.07.21 中國時報 ◎張鐵志

不論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拉美第三世界，我們都不斷看見、聽見流行音樂作為民眾改變世界的武器。六○年代的反戰、民權運動早已是耳熟能詳的故事，而從八○年代的非洲飢荒問題、南非種族隔離問題、聲援國際特赦組織、環保，再到九○年代迄今的反全球化、公平貿易以及對伊拉克戰爭的批判等，不但代代都有新的音樂人投入社會實踐，並且連六○年代活躍的歌手（例如抗議天后瓊貝茲）至今也都不斷在反省新的議題。

那些能夠衝擊歷史的音樂創作者，總能把複雜的社會矛盾，龐大的憤怒與不滿，用簡短但銳利的歌詞，凝結成做一句句動人的詩歌。或者說，歌曲是比社會科學家嚴格論證的艱深學術論文，更具有透視社會的批判作用。

台灣從八○年代以來，這樣的反叛聲音，雖然稀薄，但並未缺席。八○年代末，在黑名單工作室、朱約信歌聲中，聽到威權體制的醜陋與人民對民主的想望；在閃靈樂隊和陳明章的金屬和民謠中，聽見對歷史原鄉的呼喚；在交工樂隊、黑手那卡西、飛魚雲豹的戰鼓中，聽見台灣底層社會被擠壓的吶喊。

當然，我們也記得，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少年的我們聽著錄音機中的破舊卡帶中傳出來的〈亞細亞的孤兒〉和〈鹿港小鎮〉。沒有人可以否認，羅大佑早期的作品，已在台灣流行音樂的經典殿堂裡豎起不可動搖的地位；也沒有人可以否認，八○年代的黑色羅大佑，提供了當時台灣社會對於抗議歌手的抽象想像。

不過，羅大佑變了。人們常說，人過了三十歲就開始保守起來。羅大佑倒不是變的保守，而是似乎變的更「激進」：用更激烈的語言提出他的政治觀點。其實八○年代被貼上抗議歌手標籤的他，縱然直指許多社會問題，但並未真正穿透這些問題的核心：國民黨威權體制。可是現在的羅大佑卻徹底翻轉過來，只關心最狹義的政治問題和黨派意識；最起碼，他和台灣民主學校標舉的精神似乎落差太大。從民主學校邀請的幾位令人尊敬的學者和預備的諸種課程，我們可以看到視野的豐富和理想性（如「社會公平與經濟政策」、「人權立國和公民自由」等）；但羅大佑在開校儀式上隔空的演唱歌曲〈綠色恐怖份子〉卻只有一個核心：槍擊案是騙肖！（而別忘了他的上一首歌是〈阿輝仔飼著一隻狗〉。）

歌曲如詩，因為語言簡潔，所以優秀者可以是精彩的社會分析與革命宣言：沒有鮑伯狄倫富有韻律的詩篇，我們不會聽見六○年代反叛運動的動人節奏。但反過來，歌曲也可能成為最粗糙的政治語言。在西方和第三世界抗議歌手的歌曲中，我們聽到了進步的理念與價值的追尋；而想起青年羅大佑的歷史厚度和社會關懷，我們只能慨然。

然在台灣，問題不只出在羅大佑身上，而是台灣流行音樂整體在社會實踐上的貧乏。除了少數創作者以外，大部分創作者和政治的連結，就只是支持某一政黨，或者選舉時選邊站。為什麼我們沒有更多憤怒的進步聲音？

首先，台灣的音樂環境被最庸俗的市場邏輯徹底宰制，任何「不一樣的」音樂都很難被大唱片公司接受並在媒體上曝光。（值得高興的是，就在羅大佑發表新歌的同時，台灣的獨立音樂也正在東北角海邊歡喜開唱）；再者，反觀我們的政治人物，也只是把青年文化和流行音樂當作動員工具，而缺乏真誠的關懷與尊重；最後，台灣流行音樂的蒼白意識其實反映了整體社會的病態：一方面，台灣社會長期缺乏根深柢固的進步主義和左翼的實踐傳統與論述，另一方面，藍綠雙方也都沒有提出更深厚的價值理念與細緻的政策。而這兩者很大部分上都是因為台灣，特別是這幾年，具有智識性格並足以提供價值與政策思辨的公共領域是如此的稀薄！如果政治和社會論述如此空洞，我們如何期待一般公民，包括音樂創作者，有更豐厚的思想肌理！（試想，即使一個人每天認真看報紙、電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拓深理念和對政策的認識？）

值得鼓勵的是，填補這些空白似乎正是民主學校所自我期待的方向。他們的成功與否尚在未定之天，不過，值得慶幸的是，這首〈綠色恐怖份子〉沒有成為民主學校的校歌。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著有《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

政府應有整體的廣播政策

2004.07.17 中國時報
政府應有整體的廣播政策
郭力昕

據媒體傳聞，一些親綠網路科技業者，有意在北中南都會區投資廣播媒體，師法「飛碟電台」、「News98新聞網」，串成全國聯播網，和這些親藍電台對峙。這消息若屬實，是令人遺憾的。台灣關心傳播正義的社會人士，對「飛碟幫」這類媒體現象的應對方式，若至今仍只在此種以牙還牙的思惟上打轉，恐怕很難成得了大氣候。

然而，即使執政黨沒有參與在這樣的念頭或行動裡，若它同樣沒有提出一套宏觀、進步的收音廣播改造政策的話，則政府也等於間接鼓勵了這種叢林式的政媒惡鬥生態。當政府願意開始具體的規畫電視生態改革時，對於傳播與文化影響甚鉅的收音媒體，也應該有改革計畫，使這項重要的媒體，不至於以一種短線的、頭痛醫頭的或政黨政治考量的格局，進行思考與操作。

民進黨政府對於收音電台的整頓改革，最近有幾項工作比較被討論或受到爭議，包括中廣公司的換照、地下電台的處理、原住民/偏遠地區的廣播服務與數位廣播（DAB）計畫等等。這些防弊與興利的工作，都有其意義，但是也有值得細究之處。

先說中廣。對於一個佔有超過全國頻道三分之一以上的「民營」廣播集團進行審查，要求限期依約繳回頻道等改善計畫，依法並無可議之處。對中廣長期霸佔資源的批評與要求改善，當然也不始自藍綠爭鬥。早在四十四年前，《自由中國》的社論，就嚴詞批評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如何由國庫支付這個民營電台的所有開支、給予各種特權，還允許它大量播送商業廣告、與其他民營電台爭利（見「自由中國選集6」，《黨國體制的批判》，潘光哲等編，稻鄉）。因此，對中廣換照的要求，只是一個遲到太久的起碼工作。

不過，若其他相關的廣播電台事務，沒有一併積極處理的話，將不免給人只拿中廣開刀的觀感。是否有決心整頓地下電台的生態，是一個檢驗點；如何有效改善原住民與偏遠地區之廣播資訊匱乏的現狀，是另一個例子。地下電台的生態固然錯綜複雜，但是今天的情境，與國民黨政府不准異議媒體合法化的時期，已經很不一樣；許多電台維持非法，已非政治打壓，而是在地方政治角頭（立委、民代）的庇護下，濫播賣藥廣告、逃稅等，也因此造成破壞正規經營電台之存活空間的結果。民進黨政府若沒有決心與這種「台灣地方文化特色」斷然告別，則它對中廣等國民黨黨營事業的整頓，也將只是選擇性的正義。

對於文化資源薄弱地區的廣播服務與制度性援助，同樣迫在眉睫。執政黨計畫每年編列三億，成立原住民電視台；但是這個電視台，設想的觀眾是誰呢？當蘭嶼電台必須靠一個西方教會的些微補助勉強維繫，當島上大部分達悟人根本收不到該電台節目、甚至沒有多少戶擁有收音機時，這三億其實可以分成幾個更具實際意義的預算計畫，分別協助偏遠社區與部落，建立硬體，進行人才培訓，以滿足特定地區的基本需要與文化傳承。

此外，一些科技專家又熱心地替政府勾勒數位廣播的大餅，好像任何事只要一結合「數位」，就充滿希望與商機。但是，沒有內容，而一味發展技術，新媒體裡就只能充滿更多影音資訊垃圾。

我們的電台與國外公共電台相差甚大，缺乏整套的媒體文化視野與廣播改革政策，恐怕是個關鍵的因素，值得當政者深思。

（作者為政大廣電系講師）

媒體改革的起點

作者:管中祥、魏玓 2004.06.11 中國時報論壇

新聞局近日提議決定將延宕已久的台視、華視轉型問題，朝向公共化方向處理，並規畫成立公共廣電集團，以著手改善台灣的電視環境。這是一個重要的訊息，不僅是因為政府終於正視民眾對於改革媒體的急切期盼，讓無線電視朝公共化轉型來提供更多元和豐富的文化資訊服務；也是因為這是長久以來，政府首度對媒體提出前瞻性、進步性的政策，並且是新內閣邁向「文化立國」目標的必要作法。

這項提案雖然在近日內引發些許辯論，但是如果各方意見能在公共化的大方向上展開，不啻是自三二○大選朝野對立之後，台灣社會是否能進入實質政策辯論，而不再是政黨立場對決的一個試驗場。在此，我們願意提出實現這項目標所需要注意的許多配套要點，供各界討論。

首先，新聞局規畫將政府占有率較高的華視股份捐贈給公共電視基金會，並逐步買回台視私人股份，讓公視基金會能夠控制這兩家無線電視台。這是一個實現公共電視集團的可行手段，但決不應該是改革的終點。因為如果讓成立基金僅有一億元，每年預算九億元的公視基金會成為華視、台視的控股公司，而沒有後續轉型的規畫，那麼公視基金會能否在現有本身以及華視、台視基礎上，完成建立公共電視集團，發揮總體公共服務功能，尚屬疑問。

因此，目前新聞局的規畫，只能是無線電視公共化的第一階段。未來仍應朝向民間改革呼聲所主張的，由一個單一公共電視董事會來統合經營幾個公共電視頻道的組織架構為之，並逐年編列預算協助集團的成立。一方面讓資源作有效利用，另一方面也不至於形成小船拖大船，拖累現有規模相對較小的公共電視基金會，為媒體環境帶來負面影響。

其次，為昭公信，並善用國家資源，整套華視、台視公共化程序，應由行政院成立獨立公正之「無線電視公共化釋股監督暨執行委員會」，由該委員會訂立相關作業程序與辦法，監督股權釋出與轉換，並執行公共化目標。委員會為任務性編組，成員應具有法律、會計、管理、傳播等專長，並加入公視、台視、華視員工代表；既保障現有員工權益，也讓轉型過程得以順利進行。

第三，新聞局提到，未來華視、台視可轉型為播放廣告之公共電視，這的確是一個可行的擴大公共電視財源方法，也是國外公共電視集團經常採用的經營模式。不過，應該注意的是，華視、台視未來的節目內容和經營方針，仍應以公共服務而非營利為最高宗旨，因此廣告收入所占財源比率，應有上限規定。此點可參考加拿大與澳洲播廣告的公共電視，其廣告收入比率上限就定為二五％。此外，華視、台視轉型為公共電視之後，與現有公共電視，以及客家、原住民、宏觀等電視頻道，須有明確之任務分工，新聞局宜及早規畫，以與現有商業電視進行有效區隔。

最後，在華視、台視尚未轉型完成，而根據現有股權分布，政府仍握有人事主導權的情況下，政府所派任的過渡時期董事和經理人，必須能夠執行公共化進程，並與公視基金會合作，完成建立公共廣電集團的目標。前段時間傳聞各種酬庸的人事安排，尤應避免。而即將於七月改選董事的公視基金會，握有提名權的行政院以及同意權的立法院，也應該從同樣的角度思考安排。在上述幾項要件的配合之下，台灣的媒體改革或可真正見到令人欣喜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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